论战国秦汉时期上计的性质及上计文书的特点

上计制度在我国实施很早,秦汉时期已形成较完备的制度.汉代并颁布有专门的法规<上计律>,直到明清期还在实行.关于战国秦汉时期上计制度性质的问题,到目前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问题不少,有人认为上计制度是一种会计制度,有人认为上计制度是一种审计制度,还有财政管理说,等等.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证明, 上计是述职报告,上计制度是考核制度.上计文书具有注重修饰和内容全面等特点.     

唐代朝集制度与进奏制度关系之辨析

朝集制度与进奏制度分别是唐代前后期中央与地方保持行政联系的制度之一。从产生背景看,唐代朝集制度是对两汉上计制度的继承,而进奏制度则是唐代现实政治的产物;从人员构成看,朝集使一般由诸州都督、刺史或上佐兼任,而进奏官一般为藩镇使府幕职担任;从主要职能看,朝集使主要是参加朝廷的礼仪活动及应对地方官吏的考课,而进奏院主要是负责传递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从实际作用看,朝集制度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进奏院在沟通中央与地方行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二者虽有相似之处,但不可混为一谈。     

济大学者论点集锦

张为民在《汉代官吏“故不以实”考》一文中认为 ,“故不以实”作为诈伪欺谩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吏行政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两汉官吏在行政活动中的鞠狱不实 (司法官员在审判案件中故意出罪宽刑或入罪加刑 )、廪给不实(仓廪管理与钱粮发放中的违制现象 )、上计不实 (下级向上级或地方向中央上报簿籍册编中的弄虚作假 ,隆功饰非 )、虏获不实(虚报战功骗取奖赏或隐匿虏获据为己有 )、奏闻不实 (当奏不奏或诈伪不实 ,诬告他人 )、度田不实 (隐匿土地、户口 ,逃避赋役负担 )等。汉代最高统治者为了制止与纠正上述诸种“不实…     

汉代女外交官的特殊使命与历史贡献

汉代女外交官的主要构成是和亲公主及其侍从.除了和亲使者这一特殊身份之外,她们还兼具汉王朝外交官员的政治身份,同时肩负着联络西域各国以共同对抗匈奴的特殊使命.由于语言、文化与习俗等方面的隔阂,和亲使者的出使经历一般较为坎坷,其情感生活也较少为人关注.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在此方面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认识.汉代女外交官为确保国家边疆安全与促进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汉魏六朝“郡记”考论——从“郡守问士”说起

汉魏六朝"郡记"是记载郡内众事的官方典籍。"郡守问士"涉及的仪式性内容与"郡记"密切相关,显示出"郡记"犹如地方长官治民的行政"手册"。不仅如此,上计文书和"郡记"间记载内容的相似性,表明"郡记"的有关记载是以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作为资料来源。重要的是,上计文书和"郡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上计文书是上计制度的产物;"郡记"是适应于地方郡县行政层级的运作而进行编纂的,实质是郡廷控制下辖属县的各种资源,从而达致政务的正常运转。     

汉代察举制的内容及其功过

“察举”制 ,是汉代实行的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它开始于汉高祖时期 ,形成于汉武帝 ,完善于东汉时期。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 ,汉王朝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不仅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 ,而且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弄清楚察举制度产生与演变的规律、特点、内容及其在推行中利弊得失 ,对于研究汉代官吏选拔官吏和政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学术理论意义。     

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明清督抚制度当承袭周秦以来的近官以京秩出监地方的监察制度,它与汉代刺史制度、使者巡行制度、唐代节度使制度等都有着历史上的渊源。明代巡抚制度萌芽于建文时,基本确立于宣德时期。总督制度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跨省置督,总领地方。清初的督抚也是出于监察地方和督察军事的初衷而署置的。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其权力和职掌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和洋务运动及其以后的变局进一步膨胀起来。在承袭与变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明清督抚制度,其演变有着历史渊源、动力机制、制度机理和路径依赖,它是中国古代监察官地方官化的典型个案,对我国近现代地方政治制度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桑女受辱”故事文本化演变的价值与意义

古老的习俗风尚以某种强大的习惯力量存在于社会之上的现实,促使汉代的政治家们开始了他们"辩风正俗"的反思和构想。如果将这种"辩风正俗"的反思和构想看作一种行之有效的政制和思想道德方面的措施和行为的话,那么,汉代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为社会主体意识和主流思想服务,是汉代文学的政治使命。汉代文学为实现这种政治使命而进行的文学实践,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所关注的,是在汉代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中,汉代文学的表现和作用。在这方面,传统"桑女受辱"故事于两汉时期的文本化演变,具有着典型价值和启示意义。     

两汉史研究的新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读后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和研究乡村民众思想意识的基点,也是俗文化的核心。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文化传承。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之间也存在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正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然而,对于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问题学界尚无系统成果。最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贾艳红教授的研究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首次对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有不少新的创获和突破。该书共三十九万字,分为八章。概括起来看,全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汉代中央的厩

汉代中央的厩设置于长安城内外。东汉中央厩的数目较之西汉有所减省。中央厩由帝室财政系统掌管，其马匹主要从传统养马区选择，罚没、从地方征调也是中央厩马的重要来源。厩马主要供皇帝及帝室成员骑乘，祭祀、补充地方传置，以及作为军马等。中央厩所设置的职官主要有令、丞、监等，其秩级虽低，但和皇帝关系密切。厩在两汉时期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行政体系逐渐发育成熟。     

汉代医疗保障制度初探

两汉时期为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初步发展时期,制度简陋。大体上讲,汉代医疗体系可以分为中央、地方、专门三个层次。中央和地方医疗体系,主要服务于贵族和官员,专门医疗体系是为完成特定职能服务的。民间缺乏医疗保障,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才提供医疗援助。     

《里耶秦简》[壹]中的“课”与“计”——兼谈战国秦汉时期考绩制度的流变

本文在对《里耶秦简》[壹]中的“计”“课”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计”是对现有国家资财的静态总结与统计,其考核对象是国家机构;“课”则是对国有资财增减情况的动态记录和监督,其问责对象是具体的职官和实际责任人.战国秦汉时期考课制度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战国时期仅依靠上计制度,秦代计、课分离,汉代又恢复了上计制度,但辅之以严密的监察体制.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体系，它包含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力分配关系、金融关系、经济管理权限关系等方面；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权力配置关系、组织关系等方面；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立法关系、司法关系等方面。其中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法律关系则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规则形式，是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一个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中的任何一个关系发生变化，都会不同程度的使这个国…     

从州邸到进奏院:唐代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

唐代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唐朝政治信息的发源地和集散地。所有来京的地方官员都想获取带有保密性的政令信息,而中央朝廷却要确保政令信息不外泄,从而构成了地方势力和中央权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于长安城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安史之乱将唐代社会分割成了两个不同阶段,唐前期中央保持着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唐后期中央式微,中央对地方控制效力大大减弱。这种中央和地方力量的互为消长情况,从长安城政治机构布局和官员活动空间的变化中得以体现,带有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性质的州邸和进奏院就是反映这一矛盾变化的一个绝好代表。两者在长安城中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它们在所有权、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差异,不仅能够反映出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滞后与超越:中国地方政治发展总体观

近30年来,中国政治建设总体有了很大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地方政治发展与体制改革水平明显滞后,而且很不平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通常,地方一般不涉及重要的战略和宏观调控问题,其体制改革理应具有相对于中央的优势和便利。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整体水平还不高,中央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工作要求不够具体,部分地方主政者不恰当地利用了党的领导地位,官本位传统是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应当通过进一步强调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相互促进,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推动民主与民生的相互促进,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注意中央推动与地方自觉相结合,党与政相结合,强化民主与简约治理相结合,以带动今后一段时间地方政治发展水平的较快提高。     

两汉蜀郡太守考述

蜀郡是汉代西南益州刺史部的主要地方行政区之一。通过考察两汉蜀郡太守及其任内对本郡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不仅有利于研究汉代的地方官制,还可对现今该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论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

建国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建国初的中央高度集权,到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放权又收权,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进一步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经济放权与政治放权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平等放权,健全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论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没有进入一种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无法形成一种制度化、稳定化的利益均衡分配模式。因此必须革除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时缺乏民主、缺乏规范、缺乏地区公平等弊端,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从而建立起新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体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