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信仰40年：回顾与前瞻

回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其实质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在根本上得益于整个社会向常识与理性的回归,而其间隐寓着民族民间文化认同与传统文化价值建构的深刻逻辑。尊重差异、多元共生,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也是40年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最普遍的思想共识。也正因此,民间信仰实现了从“封建迷信”到“民俗活动”再到“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遗产”的多元次替换演进,并逐步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之中,成为40年来最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事象之一。民间信仰的“新生”,撬动了乡村社会的内在原动力,在大转型时代建立了主流社会与草根群体之间关系的缓冲地带,也拓展了关于中华农耕文明未来的想象空间。在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的历史阶段,传承民间信仰优秀基因和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势在必行,并且成为民族民间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内在要求,更是当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思考的应然使命,要着力活化民间信仰价值观,在积极推进民间信仰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现代化国家价值观的融会贯通中,推进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培育、塑造及弘扬。     

试论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互融股共生性特征——以鲁西南两村祭祀类民间信仰事象为个案

援引鲁西南两村民间信仰个案,对于制度化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在中国乡村社会,同样作为民众的一种信仰、一种价值取向,民间信仰和制度化宗教在本质上具有相通互融、共生共存的特征,二者的区别也仅是就其形式而言的.这一认识对于乡土文化的重新构建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将是不无裨益的.     

关于庙会文化的哲学思考

庙会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中国民间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精神信仰的主要途径,其文化是中国底层人民重要的精神寄托方式。同时,庙会文化又是中国民间民俗习惯的表现方式,它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民间人民朴实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俗的方式和方法。另外,庙会文化是中国民间艺术得以发扬光大的主要途径,其与地方经济也息息相关,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庙会文化的正向影响。此外,庙会文化还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天然的联系,社会民众通过庙会文化来表达内心的恐惧与不满,喜悦与幸福,从而实现内心的平和,这对社会稳定与和谐都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总之,庙会文化具有记录、认知、教化、变革和融合等多种功能,对于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代上计使者在中央与地方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

汉代地方上计于中央的具体使命,是由上计使者来完成的。这些人可视为地方派往中央的使者,其在中央与地方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值得重视。上计使者的身份和使命在两汉时期有一定变化。上计使者与地方吏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也反映出汉代行政运作与政治文化中较为阴暗的一面。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以明清鄱阳湖区许真君信仰为例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是中国民间信仰功能的重要体现,许真君信仰始于晋,历经南北朝、唐宋至明清时期,许真君信仰不是消沉而是呈现高涨,俨然成为全国性的民间信仰神灵。许真君信仰历千百年而兴盛,究其原委主要是广大民众对许真君文化认同的因素,在此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潜移默化地转向为地方社会控制的影响力,教化百姓,慰藉民心,促进地方经济,稳定地方社会。     

传统年画及其民间信仰价值

年画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的,反映了传统社会民众的心灵慰藉和精神信仰。年画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地方特色。年画中蕴涵着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年画作为民间信仰的文化价值体系一脉相传没有中断,呈现出与官方正统文化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年画真实记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层状态,对于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有重要的意义。对年画这种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掘,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基础性工作,并且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民意基础和思想资源。     

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趋向

近些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提出了作者对民间信仰的定义，论述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在阐述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后，文章分析了已有研究在视野、重点及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与增长点，认为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会有以下发展趋向：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控制及变迁仍将受到关注。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及和谐发展的关系，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等问题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强化。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的趋向

近些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提出了作者对民间信仰的定义,论述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在阐述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后,文章分析了已有研究在视野、重点及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与增长点,认为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会有以下发展趋向: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控制及变迁仍将受到关注.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及和谐发展的关系,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等问题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强化.     

国家、社会与明代云南民族民间宗教的文化重构

民族民间宗教及其文化生态嵌入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场域之中,既有基于民族民间社会演化传承的信仰形态,也包括“五大宗教”民族化和民间化形成的信仰形态。明代云南民族民间宗教文化重构中有国家力量与社会情境的影响,形成了“国家—社会—民间”三者互动嵌构的动态过程。官方宗教民间化与民间宗教官方化,是解读宗教文化生态的两条主线,从中亦可折射明代云南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清代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以江西历史名镇吴城为例

清代江西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众多,主要有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等。解析吴城民间信仰文化,有助于探讨民间信仰文化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有机互动,认知和了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由此,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建构吴城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庙会民俗文化节和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符合时代新发展理念。     

神话之根——民间信仰——评向柏松教授新著《神话与民间信仰研究》

向柏松教授长期致力于神话与民间信仰的研究,在水生型创世神话系统研究、土家族神话传说与民族历史文化关系研究、民间信仰与现代社会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神话与民间信仰研究>一书是他的又一部新作,着重探讨神话与民族、民间信仰的关系,将神话与民间信仰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从民间信仰的角度考释远古神话,为我们深入研究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丰富的例证.     

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状况评析

通过对中国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比较,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脉络的研究,厘清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实现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有效剥离,建立独立的政治文化体系,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     

建党百年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的基本特征与经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心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百年历史过程相对应,中国乡村政治文化也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文化到社会主义乡村政治文化的演进,中国农民的政治价值观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党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传授文化知识,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和培养权利意识,总体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化成为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最主要特征,以乡村精英为主要载体的政治文化与之形成互动,成为党在乡村推进基层民主选举进而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工作依据.可见,探究党领导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轨迹与规律,对构建新时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助力乡村现代治理意义重大.     

闽东木拱廊桥空间中的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闽东木拱廊桥除了具有连接交通、村落造景功能以外,还与神灵崇拜连一起,是闽东乡村民间信仰依托的载体,是闽东乡村民间信仰的最集中的场所,成为闽东区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在。闽东木拱廊桥民间信仰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木拱廊桥的信仰神来源广、种类多,功能多样,所构成的信仰体系连接了历史与现实、生与死、精神与物质,体现了闽东区域民间信仰巨大的包容空间。闽东木拱廊桥信仰以其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成为闽东农村乡民的＂精神家园＂,在农村社区中扮演着＂精神诊所＂的作用,丰富了木拱廊桥作为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对闽东木拱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汉代社会一个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具体来讲,"天人理论"在汉代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伦理、政治斗争和"神道设教"。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对"天人理论"的运用之外,汉代民间的社会心理层面对"天人理论"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性,这种朴素的理论形式构成了后世民间天人理论的基础。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狐信仰兴衰原因的民俗学研究

狐信仰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之一,它历史悠久,深入民间.它的萌芽、发展、兴盛、衰败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它的兴盛和衰败原因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角度分析了狐信仰的兴衰原因,并就近年来狐信仰的复兴提出了文化层面的解释.     

诸神·众生·国家: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形成机制研究——以中原地区F县“烟雾山”为例

通过对"烟雾山"供奉各路神仙庙宇以及庙会期间当地参会民众行为的考察,认为这种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现象,折射出了乡村社会的观念与诉求,进而通过对地方政府对庙会文化活动的主导以及国家与民间社会对庙会文化双重解读的探究、通过对地方庙会活动中积极分子的访谈,揭示出在目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具体地域民间信仰聚集地的生成路径:以"传说"为文化基础,以"积极分子"及其活动为动力,其最终形成乃是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多元诉求之下的"共谋"达成。     

清代至民国高平碑刻中民间信仰组织研究——以关帝会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信仰组织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维度,也是历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山西省高平市保存数量众多的关帝庙,其中的碑刻资料也印证了各历史时期地方民间信仰组织的兴盛。梳理现存清代至民国高平地区关帝庙碑刻中涉及关帝会的记载,可以清晰地了解关帝会具有普遍性和延续性的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特定功能和性质。关帝会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与村社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在系统的探究之下,将会对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组织问题和民间信仰宗教属性的认知方面有进一步提升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