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思想渊源考

有人说,《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怪书”(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里所谓的“怪,”大约是指它发出了在那个时代看来可怪可骇的议论。封建社会历来奉皇帝为“天之子”,为“万民之主”,臣民在其面前必须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人身受君罚,还要咏之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然而,黄宗羲在这部书里却痛诋君王为“天下之大害”,控诉君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     

“归奇顾怪”话亭林——顾炎武地理学思想漫谈

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不仅是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而且是杰出的地理学家。在顾炎武的地理学著作中,《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气势规模最为宏大,二书集中反映了他的地理学思想：讲究＂经世致用＂,注重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和考订,重视实地调查研究。     

浅析黄宗羲的政治构想——以《明夷待访录》为切入点的历史考察

黄宗羲,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潜心著就《明夷待访录》,其目的是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阐明封建帝王制度的弊端,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他具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思想。《明夷待访录》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闪露着新思想的锋芒,堪称为17世纪的中国人权宣言。尽管学界已对《明夷待访录》进行多方住和多视角的论述,但仍不全面,本文试就其政治构想进行简要梳理,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黄宗羲经济思想之我见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与顾炎武、王夫之并誉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的著述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南雷文集》等,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于《明夷待访录》一书之中.     

论黄宗羲的社会理想

《明夷待访录》是集中反映黄宗羲社会理想的重要著作．全书针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分治之以群工”、“立‘天下之法’”是代表黄宗羲社会理想的几个方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论黄宗羲的法律思想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之一。他一生著书很多,主要有《南雷文定》、《明儒学案》、《东林学案》、《明夷待访录》等。其中,《明夷待访录》是当时整个启蒙思想界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最富有成就的代表作。它一方面从思想上总结了明亡的教训,以“为人之所不为”的勇气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又从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     

王夫之的“天下惟器”与“日新之化”

王夫之(1619——1692)是我国明末清初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杰出的唯物主义者。 明清之际,封建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矛盾开始显露,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在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进步的思想家们,在政治上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为天下之大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提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黄书·大正第六》),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期望改革社会政治。在哲学上,就得大力批判清王朝所奉行的,用以扼杀人民的思想解放     

从苏联、东欧解体后的“领边”争纷看行政区划与边管工作的重要性

行政区划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综合产物,它对边界管理、国防巩固、经济建设及国内各民族的安定团结,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是国家的一项大政。政区与政治疆界,历来是国内外学者所最关心的重大研究课题。我国的《禹贡》,各类地理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文献典籍,保留下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国内政治区域及其界限的许多珍贵资料。国外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开始了对边界的研究和论述。近代德、英、法学者在这方面也写了不少理论性的著作。目前在西方世界     

晚清守旧派对儒家纲常思想的维护——以《明夷待访录纠缪》为中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晚清得到士人们的高度关注,或借之阐扬民权等新思想,或批判其离经叛道。黄宗羲从祀文庙的圣谕颁布之后,李滋然经过"五夜思维",指出《明夷待访录》存在"废弃君臣大伦"、"反圣王"、"背六经"、"诬毁恩深之故主"等违反儒家纲常思想的谬误,并逐条批驳,撰成《明夷待访录纠谬》一书。此书既体现了李滋然维护儒家纲常思想的特质,又折射出了晚清新思想对儒家纲常思想的突破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夷待访录纠谬》既是守旧派反对新思想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其为维护儒家纲常思想而谱写的一首挽歌。     

荆蛮质疑

对于瑶族的族源,一致认为来源于“荆蛮”,多数认为原始居地在荆襄。这是沿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瑶为荆蛮,僮则旧越人”的论点。后世言瑶族来源,则云“五溪或长沙武陵”,并称与百越无关。但清嘉庆谢启昆修《广西通志》则云:“瑶者,傜也,粤右土著,先时就抚,籍其户口,以充傜役,故曰瑶。”显然,瑶与百越有关。两说不同。因此,对顾说“荆蛮”进行考析,分析其与百越是否有关,是非常必要的,现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以就正于学者。     

《明夷待访录》政治思想探析 ——解析重构法下凸显出的民本印迹

《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极为重要的著述,也是他政治思想精髓的展现。这部不足万言的作品,因其振聋发聩的反君主专制呐喊,成为清末以来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近百年的研究过程中,关于其政治思想的民主属性和民本属性之争最为激烈,并且这种争论一直延续至今。本文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客观的解析和重构的分析法重读《明夷待访录》,还原其政治思想核心中鲜明的民本属性。     

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种新解读

《明夷待访录》提出的政治、社会诉求,经明末以来诸多思想家、学者研究,解释,但各有窒碍。结合16、17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变迁对《明夷待访录》文本进行解读,可认为其政治社会诉求之基本指向,是一种开明帝制农商社会。此种社会理想,有明代社会实际为事实基础,有儒家为主之传统政治哲学为渊源,并非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之直接建议,而是17世纪中国社会与文明嬗变的一种可能性之思想表现。     

论黄宗羲“学校”议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将古人监督政治的清议做法和保证地方统治的乡约制度进行了完美结合,进而提出了集二者优点为一体的学校议政思想。黄宗羲学校议政思想对当前我国政治领域的反腐倡廉活动很有启迪意义。     

修史漫谈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说文》载:“史,记事者也”。我国历史悠久,史书浩瀚,向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现在编纂航运史,将为我国史学宝库增添一颗璀璨的明珠。顾名思义,航运史姓史,应属历史地理学范畴,系史学之林的专史。往往水运交通的专史寓于正史杂书之间,山海经、尚书禹贡为其滥觞,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为其先河。一般来讲,是史汉发其端,桑弧水经、郦道元水经注续其成。顾炎武、顾祖禹的天下郡国利病     

文明近代进路的共通性与特异性——从《明夷待访录》“新民本”诉求说开去

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通过发掘“封建”制的正面价值,批判专制制度,对近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这种诉求与西方式近代思想进程有某些相通之处.说明人类的近代进路方向具有共通性,但具体线路则是网状而非单线的.     

黎人的狩猎活动方式

渔猎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初级阶段,然而,黎人更是充分利用地理环境的优势,既渔又猎。狩猎在黎人的经济活动史上占有首位,所以史书上屡有记述。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方舆志》:“生黎……射猎为常事”。清萧应植《琼州府志》:“生黎……以射猎为生”。明顾(山介)《海槎馀录》:“黎俗二月十日则出猎。当其时,各峒首会遗一、二人赴官告知,男女齐行。有司官兵及商贾并不得入,入者谓犯禁,用大木栅颈及手足,置死而不顾,何其愚也。猎时,土舍峒首为主,聚会千余兵,携网百数番,带犬几百只,遇一高大山岭,随遗人周遭伐木开道,遇野兽通行熟路,施之以网,更密置弓箭,熟娴之人与犬共守之。摆列既成,人犬齐奋叫闹,山谷应声,兽惊鸟怖,向深岑藏伏。俟其定时,持铁炮一二     

“白帽”与回汉民族头饰上反映出的文化心理差异

回民头戴的无檐白帽是何时定型的？它是如何演变而成的？汉民在历史上是否也戴过白帽？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常识性问题，不一定能说得清楚。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略作考证，并附带论及由此反映出的回、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差异。因掌握材料有限，论述可能不全面，则有待识者的指教。一、回族自帽具有日常头饰等多种功能回族的先民即唐、宋时期的番客，来中国经商、定居，尤其在定居以后，他们的服饰包括头饰是个什么样子，史料记载不是十分清楚。宋人朱或《萍洲可谈》载“广州番坊，番人衣装与华异”，明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商人……诡…     

古代图书的命运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进行治理。但是，秦朝野上下，还有一些儒生，极力主张复辟殷、周时期的分封制。他们借《诗》、《书》、百家语为论据，建议废郡县，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无疑，这是一个复古倒退、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丞相李斯抓住儒生“是古非今”这一点大做文章，肆意把这场政治上的论战扩大为一场思想独裁运动。他指斥儒生们是各尊私 采取措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     

秦汉闽中地名考析二则

一、冶、东冶与东部候国考《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有冶县.《后汉书》郡国志章安县:“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郡国志又载,会稽郡有东部候国。而见《后汉书》郑弘傅传注引《谢承书》,有东部侯.东夷列传等有东冶县.由于史书记载文有错乱,学者曾经为此发表不少文章,其中尤以杨守敬《<郡国志>东冶、候官考》一文论证最详.兹就杨文提出的问题,略谈几点意见. 杨文认为,西汉有回浦,有冶县,二者并立,“是章安非冶县地甚明”.这一见识甚是.然以东汉有东冶.遂断郡国志章安县下应补东冶二字,注文应该移于东冶,从而得出光武时“更冶为东冶”的结论,却很难使人信服.因为杨文的推论,只是根据汉志有冶县,郡国志无,而在东汉又     

东汉邯川地望辨析

邯川,分东邯和西邯。这一地名的最早出现,是在东汉永平元年(58)由于马武追击羌人滇吾至西邯而载入《后汉书》的。顾炎武认为邯川之名是为纪念东汉建武九年(33)曾任护羌校尉的牛邯而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此说有理,但未见史记书载。马武以后,护羌校尉侯霸奏置在今青海境内的黄河两岸屯田,其中就有东西邯。十六同时的前秦、南凉置有邯川戍、邯川护军。从《水经注》中还可看到在邯川曾设过邯亭。邯川或东西邯,从东汉至十六国一直延续存在了近四百年(以后以另外的地名出现),可见其地位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