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乡村民间纠纷解决与有效治理研究

随着乡村社会变迁和法治建设的推进,乡村民间纠纷呈现出涉法性、复杂性、激烈性、累积性和调解难度大等特征,致使村民之间关系弱化乃至断裂,社会权益关系失衡且难以恢复。乡村礼治机制和法治机制的双失灵及其所导致的纠纷的异化,使乡村社会治理陷入了困境。要走出乡村纠纷异化导致的治理困境,必须健全和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转变乡村民间纠纷调解思路,即从“重维持秩序稳定”转向“化解矛盾与关系修复”并举上来,通过引入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等多元调解主体,创新基层调解制度和组织建设,从多元化机制向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转换,实现乡村民间纠纷调解过程中村民关系的修复,最终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浅析维护与完善农民工合法权益调解机制

要使农民工摆脱当下困境，就必须发挥调解机制的独特作用，完善调解机制，形成“三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联动”的大调解体系。同时，完善调解的配套机制，发挥监察执法部门的保障功能和自治组织的维权功能。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信息化时代的村治精英更替:机制与后果

近十余年来,伴随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的推进及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村治精英群体发生了大规模的更替。村治精英更替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和普及;二是国家政权建设规范化的不断推进。政府在治理工作中主动采纳各种新型信息技术,并不断加强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各种自上而下的业务工作需要现代型村治精英才能更好地对接。这倒逼传统型村治精英退出村治舞台,而掌握新型信息技术的现代型村治精英逐渐被吸纳进入村治舞台中。村治精英更替有利于提升村治精英的整体文化水平,促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规范化。然而,村治精英更替同时带来了技术治理和行政控制的强化、治理成本增加以及乡村治理能力弱化等负面后果,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诉源治理视域下三调联动体系构建及机制创新

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对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建立符合社会发展特征并满足人民现实需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诉源治理中通过融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工作体系，构建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文章梳理了三类调解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及面临现实问题，以贵州省“三调联动”体系为案例分析，发现人民调解法治保障不足，行政调解程序不统一、调解管辖不明晰，司法调解存在调解和审判职责如何有效运行、调解时限要求过于笼统、任意反悔权等问题。通过构建区隔与融贯相结合、制度性联动、数据赋能“三调联动”有机体的工作机制，从而充分发挥“三调联动”从源头上调解纠纷的综合治理效能。     

社会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挑战与进路

人民调解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而 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纠纷主体多元化,矛盾冲突复杂化,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制度优势,还需更新调解理念,引入“增值型调解”和“服务型调解”,加快推进调解员的职业化建设,以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代替司法确认制度,并提供充分的人、财、物保障。     

党政统合治理何以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基于陕南Z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决定了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方式。基于陕南Z县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案例,本文从党政互动与组织协同、任务发包与压力下沉、力量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构建党政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强化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统合关系,运用领导小组机制、指挥部机制、中心工作机制等治理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研究发现,党政统合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具有高位推进下党政部门虚实结合与权威嵌入下组织机构条块统合的组织优化逻辑、“办组系统”结构下治理资源跨层级整合与联席会议制度下治理要素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协统逻辑、压力型体制下党政干部组织动员与政治激励机制下基层群众社会动员的激励约束逻辑。这为重新认识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角色与解释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     

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我国进入到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增强,行政和自治关系发生变化。广东潮州Z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干部治村动力,对村庄内生型自治结构进行改造,构建了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量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通过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法等工作机制进行责权分配和矛盾协调,呈现出乡村关系结构稳固和基层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自治遵循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强调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是现代简约治理的典型实践形式。     

无讼边境乡村法治模式研究——以广西防城区那良镇为考察对象

无讼边境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实践,是整合了村民自治组织、基层法院、基层行政单位、乡贤力量的乡村法治模式。借鉴该模式的治理经验,处理好判决与调解的关系、增加司法确认以保证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建立纠纷逐级处理机制等,有利于健全我国乡村法治。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超临界CO2喷染方法和装置的研究进展

制度性农业治理机制和规模化经营的路径依赖使得政策表达与实践之间存在错位,文章基于桂西南A镇的个案研究,试图从政府治理角度呈现规模化农业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困境。研究发现,实践中的农业转型和农业治理并非遵循市场与社会的逻辑,而是表现出行政主导的逻辑,从而将嵌入性农业经营改造成脱嵌的规模化经营。基层农业转型的行政机制表现出多重逻辑——科层与运动的复合型运作、项目治理的行政发包逻辑以及行政“借道”社会关系网络。虽然行政主导农业转型快速实现了农业经营体系的重建,却在微观的乡村实体治理层面上导致非预期性后果和农业治理困境。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农业现代化和产业振兴应从过于强调规模化经营转向服务转型,从行政主导的逻辑转向回应乡村社会诉求,将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协同推进。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城乡人民调解双线发展模式探析

《人民调解法》仅从宏观上把握人民调解,而未能对城乡差异予以审视。这正是城乡差异性存在的客观要求与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现实需求。对此,城乡人民调解在人民调解理念之塑造、人民调解组织之构建、人民调解员之配置、人民调解程序规范之设计上均有不同发展路径,唯有探索与实现城市人民调解现代型发展模式与乡村人民调解现代过渡型发展模式,方能促进人民调解制度良性发展,发挥其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之功效。     

治权刚性与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逻辑

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是乡镇治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当前乡镇治理结构主要受技术嵌入科层体制带来的乡镇治权刚性的影响，县域治理“泛中心化”突显，乡镇面临多任务同治下的负荷运转和回应过密化等结构性困境，促使乡镇政权采取非正式的调适机制，即通过接点构造和组织再造进行双重治理结构调适。乡镇政权通过吸纳治理和统分治理等机制提高了乡镇治理效率和适应性，完成各类上级中心任务。乡镇治理结构双重调适与县域治理泛中心化的适配具有多重制度逻辑，它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与基层治理能力的适配，也是基层治理锦标赛和基层治理结构的适配，更是非正式行政体制与非规范化乡土社会的适配。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论人民调解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功效

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化解自己内部矛盾的重要法律制度。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遵守公序良俗。人民调解不同于行政调解、法院调解、仲裁调解等。人民调解简便快捷、经济实惠、包容和谐的特点和人民调解调处纠纷、预防纠纷、宣传法制的功能，决定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必将发挥特有的功效。     

人民调解嵌入人民法庭的改革实践与优化路径——以西南D市人民法庭的诉前调解改革为例

诉前调解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行的重要改革,其引导人民调解入驻法庭,在一般层面上具有分离调解与审判的功能,而在与人民法庭的结合中,却呈现特殊的社会功能。西南D市人民法庭的改革实践显示,诉前调解改革是诉讼压力、悖论实际及政策倡导的产物。人民法庭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职业化”并脱嵌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又需要“乡土化”及嵌入乡村社会,形成组织学悖论。以嵌入性理论观察,人民调解入驻人民法庭,并非简单的法院附设调解,而是较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嵌入到国家法庭的过程。这一嵌入过程能够实现人民法庭嵌入乡村社会同样的功能,并破解人民法庭发展的组织学悖论,推动人民法庭迈向更为职业化的未来。通过人民调解与人民法庭的内部嵌合及二者对乡村社会的外部反嵌,可优化诉前调解的运行,保持人民法庭在“职业化”与“乡土化”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