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首批试点地区农民耐用品消费促进效应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分位数回归与分解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检验“新农保”对消费观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根据是否参加“新农保”将农民分成两组,采用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法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并探讨消费观念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影响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新农保”使农民对未来预期更加乐观,从而增加了耐用品消费.新农保、消费观念正向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参加“新农保”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没有参加的农民,在耐用品消费分位数分布的高端,两组农民差距更加明显,而消费倾向率是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经济支持与新农保在农村养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影响。主要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联表相关检验功能检验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相关关系。发现有无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的水平与父母是否参与新农保是显著相关的。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与参与新农保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农村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都会不同程度地“挤出”或“挤入”父母参与新农保。在鼓励参与新农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家庭子女赡养的“反馈模式”,促进二者相互融合。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2015、2016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1418、1416个户主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对影响“新农保”政策有效性的非经济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广西4县市农村的调查数据

文章利用广西4县市农村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 探讨影响“新农保”政策有效性的非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农民的文化水平、职业、家庭结构、养老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能影响到“新农保”政策的有效性; 不同的非经济因素对“新农保”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这一结论既利于增进对“新农保”政策的认识, 也利于寻找优化“新农保”政策的着力点。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对湖南省试点县数据的分析

农民的参保意愿影响因素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基于对湖南省“新农保”试点地区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问卷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政策了解程度、了解渠道、养老金发放情况、缴费便利程度和农民对新农保能否解决养老的认知等因素对农民参加“新农保”有显著影响.对此,可以从改善宣传方式、调整政策内容、完善配套设施和培养专职“新农保”经办队伍四个方面来切实推进“新农保”工作,以尽早实现“新农保”的全覆盖.     

“新农保”、消费观念与农民耐用品消费地区差异比较研究

综合考虑农村“新农保”参保观与消费观,根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试点区域“新农保”参保对农民消费家用小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的影响。实证发现,“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电脑、摩托车促进作用显著,但对消费家用小汽车作用不显著。相较于超前消费观念,即期消费观念更能促进农民消费耐用品。“新农保”在东部地区的消费促进效应与全国相比差异较大,在中部、西部地区的效应趋同。应根据“新农保”的消费区域促进效应,因时制宜地充分发挥其对促进农民消费耐用品的作用,不断提高农民耐用品消费等级。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子女状况关联性分析——关于海南黎族的调查

在家庭养老依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首要养老方式的情况下,探讨怎样的子女状况最令老年人满意,将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政策的制定。与此同时,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视角,对最为传统和最为保守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生育观的揭示,能为全面认识我国当前农村生育观提供有价值的参照。鉴于此,我们对海南五指山地区60岁及60岁以上的黎族农村老年人展开了实地调查,研究了子女数量、性别和质量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绝对数量上的"多子多福"和儿子性别偏好均不存在,但有无子女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子女过多或过少都将不利于老年人生活。儿女双全是老年人最喜欢的性别组合,且子女质量对数量更强的替代作用已经促使老年人形成了自愿生育控制意识。研究表明,加强农村家庭建设、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人口素质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与农民:新农保推行的“过程互动模型”

以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为学术起点,基于国家与农民的视角提出新农保推行的“过程互动模型”,明确其层面、阶段和研究单位,尝试构建一个新农保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观察和分析当下中国乡村正在推行的新农保及其背后蕴藏的国家一农民关系的新变化。研究发现,在新农保的政策制定中,农民的部分权益牺牲在中央-地方的博弈之中。农民的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缺少独立性,但理性化趋势明显。新农保推行过程中国家-农民间的互动彼此形塑,一方面是政府向服务型转型,另一方面是农民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     

农村家庭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主要影响——对“三孩”政策出台及农民生育意愿深层分析

“三孩”政策出台后,全社会生育“三孩”的愿望并不强烈。不生“三孩”的背后,不仅是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的理性度量,更是精神压力的理性选择。将子女数量结构分为子女数量、儿子数量、女儿数量、有儿无女条件下儿子数量和有女无儿条件下女儿数量、子女双全条件下儿子数量与女儿数量等不同分类,研究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结果证明,子女数量的增加显著负向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而这种影响不是在父母步入中老年后造成的结果,而是精神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提出加强政策关注、优化公共服务、营造文化氛围和做好转移支付等对策建议。     

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因素

基于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凤翔县、岐山县3个县区农户抽样问卷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参与新农保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职业、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家庭60岁以上老人比例、养儿防老观念、是否认为缴费标准合理、养老负担减轻程度、对村干部工作满意度、参保程序是否便捷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家庭子女数量、意愿缴费档次、村集体经济状况和邻里互助情况对参保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转变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观念,树立科学养老意识;加强政府对新农保的宣传力度,使农民真正了解到新农保的详细信息;拓展多种养老模式,减轻子女及政府负担。     

政府行为对农民参保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新农保试点的调查

在对新农保试点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新农保试点中的农民参保选择和政府行为的关系。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反映政府行为中制度设计层面的制度满意度与养老金水平、反映财政支持情况的各级政府补贴和反映政策执行情况的政策了解度等变量,对参保选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关系,个体因素中的年龄、性别对于参保缴费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此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需要进一步完善筹资机制、加强组织实施工作和提升农民的参保意识,以推进新农保试点顺利扩面。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以北京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制度为例,运用文献法和比较法,系统地勾勒出新制度相比于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进步之处,同时指出新制度目前仍存在着政府责任过重、制度设计不合理等问题。对此,应该严格精算未来可能发生的基金需求,并且通过市场化运营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方式,使制度变得更加有效率。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研究———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学历、家庭总抚养比、认为新农保是否划算以及对新农保试点的态度对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土地面积对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将农民群体的年龄和身份类别进一步分组估计,发现不同年龄组和身份类别的农民群体参保影响因素存在着一定差异.在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农民参保意愿的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户预防性储蓄的挤出效应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经验分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可以分散农户的医疗支出风险从而降低农户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农户的预防性储蓄产生挤出效应。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0年和2006年的数据,采用倍差法和分位回归法分析了这种挤出效应。研究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对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存在着挤出效应,并且这种挤出效应随着农户储蓄分位的提高而不断减小。因此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将低收入群体纳入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体系中对降低农村的预防性储蓄有着重要作用。     

社会保险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子女养老替代效应研究——基于CHARLS的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与2015年两期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分析了以新农保、新农合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子女经济供养、医疗供给的替代性效果,实证研究发现:新农保、新农合对其子女提供的经济供养、医疗供给具有替代性,但替代程度均较低;新农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医疗参与率,降低其医疗担忧;同时,基于异质性讨论进一步发现,个人(家庭)保障能力越低,新农保、新农合对其子女养老的替代效应越明显。因此,要加大新农保、新农合等社会保险政策为农村留守老年人带来的经济与医疗福利效应,在有效提高政策补贴标准与范围的基础上,着重关注农村留守老年人群体的养老与医疗困境,并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倾斜政策。     

浅析普惠意义的农村养老保险新政

2009年9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全国10%的县（市、区、旗）进行新农保试点。文章拟在回顾过去20多年的农保制度的同时,分析新农保制度的创新点,并提出对新农保试点及推行的几点思考。     

透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需求与供给的角度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自2003年7月在全国各地区推行以来,成绩显著.但是,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些地区的农民对合作医疗制度的需求并不强烈,表现为参合率难以提高,影响了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从政府供给不足影响农民对合作医疗的需求这一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研究

文章运用公共管理学与保险学、投资学等相关理论，对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后，保险公司“盈利性”与社会保险“公共性”的矛盾，以及保险公司“赔本赚吆喝”行为的合理性作了解读。认为新农合中保险公司介入提供管理服务的行为与国际上养老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的动因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效率。而且，利用Markowitz的E—V（均值-方差）模型分析表明，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优化了投资组合，提高了获利机会，是理性的投资决策。     

公共性、效率性与盈利性——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主体创新

盈利性的商业保险为公共性的新农合提供管理服务是社会保障效率性原则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保障私有化向医疗保险领域的延伸。而且,根据Markowitz的E-V(均值-方差)模型,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表面看来是赔本赚吆喝,实际上优化了投资组合,提高了获利机会,是理性的投资决策。     

西部新农合可持续发展费用控制问题研究——以西部A市为例

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几年来取得初步成效,受到农民朋友的拥护,但在运行中发现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带来基金的不安全,从而影响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医疗机构、参合农民、新农合管理机构三个利益主体对我国西部A市新农合费用控制问题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以实现西部新农合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