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卢文弨书信中校勘思想方法

介绍了清代校勘学大师卢文弨从事校勘事业的基本情况，以《抱经堂文集》为基础，分析和研究了收集于其中的卢文弨现存书信，着重探讨了书信中的校勘思想和方法。将其书信中的校勘思想归纳为：采众家之长，择善而从；依据体例，适择校注篇幅；保留他注，以助后学。将其书信中的校勘方法归纳为：联系实际，以资校勘；运用算术方法推理助校。同时，指出并举例说明了书信中所见的卢文弨校书不足之处：不察本书体例，强征他书而误；对本书体例考察有失而致误。研究结果可以补充他人对卢文招校勘思想和方法研究的不足，为深入研究和全面探讨卢文弨乃至清代校勘思想和方法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意义。     

俞正燮校勘学初探

俞正燮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他坚持“误者当改,不同者不当改”的校勘原则,秉持理校为主的校勘方法,其校勘学成就被世人所推崇.     

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玉篇残卷》等五种材料引《说文》研究

本文以近代回传中国的《玉篇残卷》及敦煌所出唐写本等材料引用《说文》条目与《说文》进行互勘.这些材料为清代许多校勘《说文》大家从未见及,故于校勘十分珍贵可证二徐之确者,亦可正二徐之误者,或解决前人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证《残卷》等引书之误.     

对清代汉文史籍中有关叶尔羌汗国记载的一些考释

本文对清代汉文史籍中出现的“吐鲁番国”及其一些统治者,利用穆斯林史料进行了印证和考释,纠正了清人记载上和前人研究上的一些误失,基本上理清了叶尔羌汗国晚期及其亡后汗室的活动情况,特别是他们与清朝的交往情况。     

《宋大诏令集》的价值及整理

《宋大诏令集》是北宋八朝(太祖至徽宗)的诏令汇编,内容涉及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和典章制度,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本文通过《宋大诏令集》对《宋史》、《宋会要》、《长编》等史籍的误载、漏书的补正,阐述了《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从辨伪、存佚、文献校勘三个方面阐述了它的文献价值,并对《宋大诏令集》的进一步整理,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清代两张宗泰考述

清代乾隆、道光间,有两位同名张宗泰的学者,一位籍贯在扬州甘泉,精于经学、史学及天文历算之学,并对《旧唐书》做了较为彻底的校勘整理。一位籍贯在河南鲁山,泛览历代史书,熟稔地方文献。但现有多种文史工具书或将两者误为一人,或对两者的履历、著述混淆不清,造成了较大的混乱。本文利用多种地方文献,对这一问题做了必要的澄清,并择要评述了两人的学术成就。     

江有诰《诗经韵读》校勘举误

江有诰被誉为清代古音学的巨星,《诗经韵读》是江氏研究上古音的核心材料,其中包含着江氏诸多古音学理论。以《诗经韵读》体例为依据,采用内部互证法,对江氏《诗经韵读》进行校勘,发现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将韵脚字漏圈或误圈;个别字因形近而错误;个别韵脚字的归部标识有误。     

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

段玉裁一生校订古籍数十部,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识,并曾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展开过持久的学术论争,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被誉为"理校"的巨人。本文以清代学术为背景,结合段氏的学术理性、知识结构等,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下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认为清代学术范式要求他以"求是"为目的,规定了他的校勘目的必然为"定是非",段氏的校勘理念导致了他采用"改字"的处理方式,而段氏的学术素养、创新精神,也将理校推到了一个高度。     

清道光时期史籍著述的变化

有清一代,史籍著述昌盛,仅《清史稿·艺文志》就著录史籍2966种,169884卷。既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诸体裁的继承,又有许多新领域的开拓。特别是专史研究的深入,方志、金石之学的兴盛,史考、史评的新成果,构成了史籍著述的新特色。在史籍的著述上,道光年间(1821——1850)出现了重大变化:一、由对古代史籍的校勘考订转向研究本朝掌故,撰述当代史,讥切时政,寻求经世之道;二、随着边患的加剧,     

从心理学看古书抄刻中出现的错误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不同时代的古书,都经过或多或少的传抄转刻,可能产生或多或少的字、句乃至篇章上的各种错误。在改正这些错误时,清代的学者就开始归纳校勘通例,指出了形近而误、因上下文而误、因错解语意而误等种种情况,但对抄刻者发生抄刻错误的具体心理机制仍缺乏起码的分析。这与当时心理学不发达有关。现在,普通心理学日趋完善,各分支和边缘学科也纷纷兴起,象视觉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语误学、笔误学等学科都有了     

徐松《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论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校勘力作

清代学者徐松的《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作为“说文段注校三种”之一,是一部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行精心校勘的力作.其中,包括删略衍文、增补脱文、调整错位、补注音义、纠正误说等几方面.虽然仅有十七条,但其中的真知灼见,仍然给今天的文字学工作者以极大的启发和借鉴.     

论顾千里对校勘学的贡献

顾千里是清代嘉庆、道光间的著名学者 ,精于校勘之学 ,所校勘的典籍广为流布沾溉后世 ,被誉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他特别注重收罗众本 ,辨明版本源流 ,讲求不同版本的互勘 ;多本互勘 ,至顾千里而益加精密。其“不校校之”原则决不是无所作为 ,也不是想当然地乱改古籍 ,而是“不校”与“校”的结合运用。顾千里把古籍校勘的实践与理论都推向了一个高峰。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释文注释补正--读走马楼简牍札记之八

本文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册的释文作了认真详细的研究,指出了整理者在对这批简文整理过程中出现的六十余处漏注或因校勘不慎造成的误注,并逐一予以补充和订正,以供修改或他人阅读时参考.     

主编《文选全译》的两点体会

本文为’95文选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交流论文．本文强调古籍名著的评注工作重在校勘与注释，而校勘、注释工作的重点又在于在借鉴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完善。故编写《文选全译》，校勘方面注意对胡克家《文选·奇异》的增补与改误；注释方面则注意对李善注的政误、补正与增补。前者举二例以证，后者举十例为证。     

版本学研究的新成果——读戴南海新著《版本学概论》

戴南海同志长期在陕西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历史系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不但具有古籍文献方面的丰富知识与实际经验,而且对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有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做出显著的成绩。 文献学的研究大体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具体的文献典籍进行整理(或曰古籍整理),例如对某一部书的标点、校勘、训释、今译等;另一方面是对文献学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例如关于文献的价值与功能的研究,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结构与体系的研究,关于版本、目录、校勘的方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等。古代的文献学,亦称“校雠学”,其广义的内容包括有关版本、目录、校勘等研究在内。迄于清代乾嘉年间汉学学术的长足发展,广义的文献学逐渐趋向分化为狭义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独立的学科。由此,也就提出了把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建设成为广义文献学的分支学科的历史任务。     

戴震校勘《仪礼》郑注论析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虽然在《仪礼》学上没有专门的研究论著,但他在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期间,曾从《永乐大典》辑录出李如圭《仪礼集释》一书,并对《仪礼》郑《注》文进行了精密的校勘。较之前贤,他的校勘在方法上有所继承又有所发明,体现出自身治学的独到之处,为清代《仪礼》校勘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胡宏集》重印本点校辨误

中华书局《胡宏集》2009年重印本在标点、校勘方面存在可以进一步推敲的地方。这对正确理解胡宏本旨构成一定障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辨误并提出修改意见。     

李善《文选注》疑难音注校释四三则

音注校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李善《文选注》中的音注校勘盲点较多,注校工作并未终结。今选取前人未校勘的疑难音注为研究对象,校释43则疑难音注,其中把形符作声符致误1例,字形近似而致误22例,正、俗、通、别、或体等转写而致误10例,传抄刊刻脱漏而致误1例,类化造成的讹误1例,误认联绵词的字形1例,乱改联绵词的字音1例,给被训释字注训释字的音3例,义同换读而致误2例,阙疑不校1例。详加校正或解释上述疑难音注,以期对李善《文选注》有所补正。     

论顾千里的校勘学思想

顾千里是清代著名校勘学家,“不校校之”是他校勘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其校勘学思想的形成,受传统校勘思想,特别是宋人校勘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校勘学史上,顾千里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有关理论对当今古籍整理校勘事业不无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