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自传文学的嬗变

中国古代的自传文学,有一个由书籍自序式自传至诗文自传、由附属于正史子书到诗赋自传独立状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魏晋时期得以完成。子书类自序式自传和自传诗充分体现这一点。前者自东汉起便以突出自我为中心,而至葛洪《自叙》标志着纯粹自传的成立。后者由场景诗演变而来,自魏至东晋逐步发展,从蔡琰、嵇康至陶渊明,终于发展为成熟的自传诗。自传性是陶渊明诗、文的本质特征,他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的成熟。     

从陶渊明的诗歌看门阀政治下庶族独特的生活情趣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影响之下,士族沉浸在玄谈之中,大量创作玄言诗,庶族文人也用诗歌来表现他们与士族全然不同的生活情趣。通过对陶渊明4种诗歌的分析,即农家诗、躬耕诗、咏贫诗和家风诗,来呈现庶族文人独特的隐逸生活空间。     

虽留身后名 一生亦枯槁——陶渊明晚年心态及成因探微

文章通过分析陶渊明晚年诗文中"固穷"表象下所呈现的凄凉意蕴,以及陶渊明的理想人生与困窘现实的巨大差距,揭示出晋宋之际门阀士族没落、新兴寒士阶层崛起,及处在两者之间的陶渊明的无奈与悲哀.     

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陶渊明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东晋后期,这时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作过太守一类的官,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已经没落,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贫     

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

<正>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这不仅是东晋王朝由此而亡,也标志着在江左运转百余年的门阀政治的终结和皇权的重振。刘宋时期,皇权重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东晋后期数十年政治发展演变的结果。在东晋门阀政治局面下,当轴士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随着门阀士族支配地位的动摇以至衰落,门阀政治必然要回归于皇权政治。所以,从孝武帝太元年间起,政治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士族门     

试论桓温北伐与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王朝由高级世族垄断政治、军事大权,继承和发展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使之达到顶峰。同时,东晋又面临着北方沦亡、山河残破的严峻现实;民族危机是当时全社会关注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焦点。本文对东晋桓温等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北伐和东晋门阀政治作初步探讨。桓温北伐前的东晋社会西晋崩溃后,北方陷入了民族战争的灾难之中,世族豪强地主纷纷南迁。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等特权,他们扶植了以民族代表的形象出现的东晋王朝。在东晋建立过程中,北方世族代表人物琅邪、王敦兄弟功绩最大,从而操纵了东晋内外大权,形成     

门阀政治与东晋史学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东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此时期的门阀政治是一种特有的政治形态,它以空前强盛的庄园经济为基础,与皇权政治相抗衡。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发展演变影响到此时期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撰述。在东晋史学家、史学撰述与史学思想均受门阀政治演变影响的同时,史学的发展也对门阀政治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二者关系十分密切。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

东晋南朝时期,出自天然、发乎中情的孝行在社会中盛行,与之同时,合乎“礼”的规范化家庭伦常道德受到了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在政治生活中被强调了。清议的内容集中以维护家庭道德的“礼”为主更可证明社会中家庭伦常之被强化。士大夫阶级重声教而又刻身厉行,这一社会生活特色可从门阀社会和门阀统治阶级身份上加以说明。     

陶渊明与门第观念

陶渊明生活在门阀制度趋于凝固的晋宋之际,他有没有门第观念?他对门阀制度的态度如何?这是评价陶渊明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逯钦立先生在《关于陶渊明》一文(见中华书局《陶渊明集》)的第二部分,专文论述了陶渊明的门第观念。逯先生认为:“当时最基本的门第观念或者说门阀观念”,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试析门阀制度政治内涵的演变——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章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个阶段,将门阀制度放在不同阶段进行讨论,以找出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     

东晋门阀与玄学

本文着重就东晋门阀与玄学的关系作了论证。认为东晋的门阀政治是西晋以来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门阀体制建立后,玄学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蜕变为长生之学。其代表人物是葛洪和张湛。同养生之学相联系的是在晋门阀阶层隐游导养之风的大盛。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诸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陶渊明诗中的“愁”

东晋时代,门阀制度十分严苛,士族垄断朝政,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严格等级之分。陶渊明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贵为东晋的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但是到了陶渊明生活的时候,家境败落。陶渊明曾胸怀壮志,希望能够企及先辈的功业,写了许多称颂先祖的诗,《命子》其一：＂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其六：＂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     

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 --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笺证

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是认识陶渊明的人描写陶渊明的唯一今存文献,具有珍贵的历史、思想和文学价值。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延之内心同情东晋、痛愤刘裕篡弑,因此能同情地了解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品节。颜《诔》“有晋徵士陶渊明”的称谓,表达了陶渊明认同晋朝、是晋遗民,不认可刘宋、拒绝与刘宋合作的事实;“靖节徵士”的谥号,表达了陶渊明坚守晋遗民的政治节操。颜《诔》记述了陶渊明对刘宋政权政治无道的判断,描写出了陶渊明澹泊心、自由心彻底觉悟的形象,艰苦地从事躬耕和编织以维持生活的形象,以及密切关注现实政治,告诫朋友直言不讳的形象。     

东晋的"五马"与谯王

东晋的宗室主要为"五马"与谯王,他们南渡除战乱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他们都处于东海王越权力体系的外围.尤其是琅邪王睿迁镇建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东海王越将他边缘化的结果.东晋皇帝多依靠宗王来对抗门阀,宗王势力的消长与当权门阀的兴衰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     

陶渊明仕隐心理轨迹探析

晋代实行“九品中正制”,“品”与“品”之间的等级极为森严。居于上等品级的门阀世族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享有着合法的世袭特权,与此相对应的社会阶层被称为“庶族”、“寒门”和“贱族”,他们普遍遭受着政治上的压迫和世俗观念上的歧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是这种等级制社会的真实写照。陶渊明的曾祖陶侃给其家族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但从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家族迅速衰微的历史看,他并未跻身于真正的门阀世族之列。显赫的家族史和所处低贱的社会地位,形成了陶渊明深刻的自卑心理。《命子》一诗中自编的家谱,便是他对家世地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中的“晋朝认同”

《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其编撰体例、叙事立场,均体现以晋朝为正统的观念。除认同正统外,常璩之"晋朝认同"的更深内涵是对两晋门阀统治的认同。基于门阀立场,常璩将西晋蜀中统治的崩溃看作是赵王伦篡位及寒人乱政的结果。其述李雄蜀中统治,曲笔以迎合东晋朝廷,并依东晋士风阐释李雄之"雅谈"。其所述成、汉易代,着力发扬蜀中士人的道义担当与教化责任。以上表明常璩是在两晋门阀整体立场上叙述成汉史,其对门阀的阶层认同要高于政治认同与地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