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更名的市场价格反应与公司治理效应: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更名已经成为中国股票市场的普遍现象,其对公司股票价格和经营绩效的影响受到了证券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文章首先结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从理论上分析公司更名、特别是公司基于经营范围变更、并购重组、战略调整、声誉改变和其他原因等不同动机的更名行为对其股票价格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其次,在对中国上市公司更名情况及其更名原因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以2010—2017年中国更名上市公司在更名前后60个交易日的股票价格数据为样本,利用事件研究法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更名的市场价格反应;以2010—2015年中国更名上市公司在更名前后3年的总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等经营绩效数据、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等财务数据以及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等公司治理数据为样本,利用差分T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更名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无论上市公司因何种原因更名,其在更名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产生显著的正超额收益,但这种正超额收益将在更名后的较短时间内消失,甚至产生显著的负超额收益;同时,公司更名还可能在更名后的1~3年内显著降低其总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进而产生显著的公司治理负效应;公司更名的短期市场价格反应与长期公司治理效应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公司更名并不是改善其经营绩效和治理绩效的有效途径,投资者投资于更名上市公司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可能难以获得正的超额收益。证券监管部门应该出台更加详细的公司更名规定,以规范上市公司更名行为,抑制上市公司更名乱象,为营造良好的中国股票市场环境提供制度保障;上市公司在因经营范围变更、战略调整、并购重组、声誉恶化和其他原因变更公司名称时,应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决策,更名可能不仅不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产生正的治理效应,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投资者不要对更名上市公司进行盲目投资,更名上市公司可能既不会为投资者带来短期超额收益,也不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和产生正的治理效应而为投资者带来长期超额收益。文章研究结果为证券监管部门规范上市公司更名行为、上市公司更名决策以及投资者对更名公司的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媒体效应的成因:投资者过度关注了吗

媒体信息量对股票收益具有重要影响,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媒体效应"。应用事件研究法,以上市公司股票的媒体信息量异常高作为信息事件,以异常交易量和超额收益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通过对比新闻媒体报道前后的投资者关注度的差异,考察"媒体效应"的成因。研究发现,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的确吸引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有效影响了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证实了中国股票市场中"媒体效应"的产生是由"投资者过度关注弱势"导致的。     

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提高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降低国有股比例并增加债务融资比例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     

收益权保护与企业价值:基于2019年央企股权激励改革的事件研究

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然而鲜有文献讨论产权权利束中收益权保护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价值。2019年，央企股权激励改革取消激励对象股权激励收益上限限制，为研究收益权保护的效果及机制问题提供了机会。基于央企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该改革事件的效果及机理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与功能性央企相比，竞争性央企在政策颁布期间获得了更高的累计超额回报，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在代理问题和异常在职消费更严重的情况下更显著。结果表明，股权激励改革事件主要通过影响法律所有权、增加激励强度和影响心理所有权、稳定心理预期两条路径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受管理者权力、股价信息含量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明显。     

投资组合视角下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分析:一个权变的观点

作为独立于管理层与股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机构投资者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方面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和政府监管部门寄予厚望。然而，目前公司治理领域有关机构投资者治理角色研究尚存在有效监督、无效监督、战略合谋三种争论。为回答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文章以企业两类代理成本为切入点，从投资组合角度重新审视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并结合不同内外情境解释了其参与治理行为的权变观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有限注意理论，利用2013-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通过定义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从投资组合权重与投资组合集中度两个维度，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结合公司内外不同情境，借助分样本检验辩证分析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组合作为机构投资者分散风险的投资行为模式，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双刃剑"效应，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与投资组合集中度在降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同时，却以提升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为代价。进一步从外部市场环境与内部高管、控股股东三个方面，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治理行为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欠发达地区与存在强权高管的上市公司内，机构投资者加剧第一类代理成本的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公司内支持型控股股东的存在，则会加强机构投资者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上述研究运用权变的观点，实现了从以往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向"投资组合集中度"研究的创新性转变，在丰富机构投资者研究视角的同时，为以权变观点看待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依据。研究一方面能够帮助上市公司通过引入监督型机构投资者进行管理创新，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证监会创新监管模式，运用权变的观点充分认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制定分类引导异质机构投资者的相关文件提供理论参考。     

高管公平性偏好、私人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以2007-2011年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了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探讨高管私人控制权收益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以及高管公平性偏好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分散持股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中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更高;但额外控制权收益的分布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说明高管控制权收益具有"隐性"特征。其次,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较高的企业,其公司价值绝对额和变化量就越低,支持了"代理观"下的预期;但额外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方向却与之相反。相对于分散持股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集中股权公司高管人员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总体上支持"效率观"下的预期,提升了公司价值。解释了为什么过度摄取控制权收益减损公司价值,但高管私人控制权收益在过去几年间却不断攀升的内核因素。     

中国投资者股利偏好行为的实证分析

运用超额收益法对深圳和上海证券市场的股利政策市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探析不同类型股利的市场效应及投资者行为。结果表明,中国证券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由于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同类型的股利政策做出了不同的市场反应,并表现出一定的股利偏好行为,即证券投资者对现金股利政策,尤其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喜好行为,而对于不分配股利政策却表现出了漠视效应行为。     

企业代理问题与分权代理成本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者财务权益保护视角

解决了代理问题就可以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从而保护投资者的财务权益。我国企业的代理问题有素质和能力、努力程度、管理层任期长短、在职消费、薪酬侵蚀利润、恶意再融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风险偏好不同、"内部人"控制、社会责任等十大类。不同的代理问题产生不同的代理成本,第三类代理成本是企业内部的分权(或放权)形成的,所以可称为"分权代理成本"。此类代理成本主要包括超额在职消费或职务消费支出、超额薪酬支出、超额奖励支出、委派过失损失、不同层级之间沟通障碍产生的损失、下属怠工、逆向选择等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

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关心与讨论的热门话题。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但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相悖。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以及不同层面的持股结构等因素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为视角,提出了六个理论假设,并设以相应的回归模型,运用SAS软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以下结论：1.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建议引导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降低其持股比例,或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其他相对持股较多的大股东,从而形成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多个大股东制衡的股权结构。同时对少数股权过于分散的民营上市公司,应适当提高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2.由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的结论,建议培育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包括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多种方式降低目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过高的股权集中度,逐步形成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管理层、机构投资者及战略投资者互相监督的股权制衡局面。3.由高管持股比例与业绩正相关的结论,建议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施适当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来改善公司股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