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美德即知识”兼论其对道德建设的启示

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他认为美德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美德的基础.而实际上知识并不总是与美德相随相伴,而美德也并不总是和知识统一在一起.从对"美德即知识"的评析可得出两大启示:一是从道德理性走向道德情感是道德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道德哲学应当涉及实践领域.因此,我国的道德建设必须从对传统道德的理性主义批判入手,充分认识情感在道德哲学中的意义,实现道德向自由情感的转化.在道德教育中不能把道德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加以传授和灌输,要让德育教育在实践中逐步丰富自己的道德规范并让受教育者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近10年来国内关于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研究述评

美德伦理学是以"美德"为基本概念并将行为者及其品格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一种主张.在2010年至2020年10年期间,围绕美德伦理学能否成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学类型,国内学界展开了持续研究,质疑与肯定兼有."美德"是否具有概念自足性、是否能够成为道德确认标准、研究方法是否合理等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争论更为促进大众对美德伦理学优势了解的同时,亦通过对"美德"概念优先性、实践有效性、研究方法合理性三个维度的论辩,在理论框架内确立"美德"概念优先地位并推进美德伦理学独有的行为指导原则的清晰呈现.一方面,该争论更能确切地显现美德伦理学以"美德"为基本概念,包容了地方立场上的道德多样性等独特优势;另一方面,该争论也显现出从实践基础、心灵哲学、道德多样性、跨领域研究多角度为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作进一步辩护的需要.     

论霍布斯的国家起源思想

从霍布斯的人性观和自然法学说出发,可以分析他的国家起源思想。霍布斯由于深入、系统地发展了普遍利己主义的人性观、非道德的政治观和暴力国家观,从而奠定了其近代政治学创始人的地位。霍布斯的自然法作为一种非道德的社会行为规则对于解释制度创设具有巨大作用     

霍布斯不是现实主义者——论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的规范面向

现代学者往往基于霍布斯的人性论和自然状态论,认为霍布斯主张的主权国家间的关系符合他的自然状态模型,其中没有道德和法律,有的只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的无休止争斗与战争,并在此基础上认为霍布斯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然而,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和误解。霍布斯既不是心理自利主义者,也不是权力政治的鼓吹者,他的自然状态不是一个道德真空状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自然状态理论根本无法直接套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事实上,霍布斯主张国际社会既不是道德虚无主义的社会,也不是一个权力场,由于受国内政治结构及契约国家观的影响,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应该保持对权力的克制。除此之外,霍布斯初步发展了他的国际法思想。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论美德的崇高性及其局限性

美德是一种以自我牺牲作为利他的手段的道德品质。美德的崇高性表现为对人的情感欲望和生命的超越。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美德是一种本质主义的价值预设。因此,美德是一种精英道德和情境道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标准。道德建设应以底线道德为起点,以美德为归宿,坚持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     

道德榜样背后的两个伦理学理论问题——论美德的统一性与连贯性

人们对道德榜样的质疑牵涉到两个伦理学理论问题,一个是美德的统一性,另一个是美德的连贯性。前者与道德主体拥有美德的数量相关,后者与道德主体美德的稳固程度相关。道德榜样不一定具有所有的美德,也不一定在所有情境下都表现出美德。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要谨慎又要宽容。     

试论霍布斯的和平主义自然律

生活于动荡年代的霍布斯致力于寻求和平的道德律,力求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与理论基础和行为规范。虽然他的理论有着自身的矛盾与不足,但是,霍布斯的自然律,尤其是契约理论仍有很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本文将对霍布斯的和平主义自然律作详细的分析与评价。     

当代美德伦理背景下的休谟“同情”原则研究

利用"同情"来解释道德问题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独特标志。休谟的"同情"其实是用想象来再现他人的某种情感。通过对主观"同情"进行修正,不把"同情"局限在解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上,而看作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一种倾向,从而使之成为普遍的道德判断依据和贯穿其道德哲学的线索。有了"同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互感,使人们超越自爱之心,"仁慈"和"正义"的道德感和美德才得以形成。在当代美德伦理复兴的进程中,美德伦理学的任务在于重新确认道德行为者的心理情感倾向和内在的行为动机,但却遭遇诸多批评和质疑。重新回顾"同情"原则,依赖情感机制,对于美德伦理学的合理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可行性解释、道德规范的确立和普遍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也论“知识即美德”——用复杂视域中的知识观重新解读苏格拉底的伦理命题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命题,以善的知识来统合道德与知识之间的鸿沟.但这一命题引发后来的理性主义道德观和非理性主义道德观的诸多争议,凸显出知识的不同含义.在复杂视域中,"知识即美德"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过程个人首先从生活体验中获得个人知识,经过与人对话、与己对话或主体间相互交往与反思,个人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也就是普遍的道德知识、道德准则.而普遍的道德知识要保证行为、影响性格,就必须与个人的信仰、识见、经验、生活、情感、态度等相结合,重新变为能动的、"鲜活"的个人知识,这样知与行、智慧与美德之间的鸿沟就契合了.     

艺海兰心 桃李芳华(十五)

正《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演出是北京市文化局和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倡导推动的,由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创排,以"学道德模范诵中华经典做有德之人"为主题,旨在弘扬中华美德,深化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舞台艺术创作工作。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根据首都文明办组织编写的《中华美德故事》系列丛书,精选了"草原小姐妹"等12个古代和近当代故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多年来,中共中山市委、市政府卓有成效地推进"三德"建设,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可供借鉴。     

“美德即知识”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著名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他认为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美德的基础。而实际上道德与知识是存在二律背反现象的。因此,我们在道德教育中不能把道德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加以传授和灌输。要让道德教育回归生活,增强受教育者的道德体验,使其在实践中逐步丰富自己的道德规范并内化为自我道德需要,外化为正确的道德行为。     

论卢梭社会契约"结合"的动机与目的

尽管人们非常熟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但人们往往把卢梭社会契约中人与人结合的动机与霍布斯-洛克式"自我保存"动机混淆起来.其实,卢梭社会契约结合的动机不同于霍布斯-洛克式的"自我保存",它的动机是与卢梭所一直关注的政治哲学问题紧密相关的,即一个政治共同体如何避免一个人的自然性情与外在义务之间的冲突.因此,由这个动机决定的卢梭社会契约结合之目的是试图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一方面能够教化自然人成为一个有美德的公民,另一方面这一共同体能够使人产生一种依恋于它的归属感,从而消除自然性情与外在义务之间的冲突.     

愚人之争视野下的霍布斯自然法学说新解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一些反对自然法的所谓"愚人"的意见的批评,恰恰构成了重新理解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的重要突破口。霍布斯与"愚人"的关键差异在于,"愚人"奉行一种"事事行为模式",而霍布斯主张的是"规则行为模式"。规则行为模式的合理性必须以一种特殊的平等——所谓前提才能得到证明,而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恰恰就显示出了这种独特的平等。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恰恰以平等为前提并且要求平等的对待,这种自然法所追求的目的是和平,但它只适合于一种事先人人都平等或者都相信自己处于平等之中的情况,而自然则要求人们确认和接受这种平等,并且以平等的方式放弃权利。     

论次仁罗布小说中的藏族美德书写

次仁罗布小说描述了一个拥有"宽容和利他、自然和信任、坚韧和顽强及崇尚正义"等美德的人文主义理想世界,并在多维价值系统中立体观照"人"。这种道德诉求和道德超越,体现出一位当代优秀藏族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     

论劳动的道德价值

劳动创造了人,而人是道德的载体和主体,劳动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根源,所以当劳动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分界出现之时,已经不仅仅是创造了经济价值,而且也创造了道德价值.热爱劳动应当成为人们的"底线道德".当劳动出现异化时,道德的根基会倒塌,道德异化由此产生,因此,爱劳动理应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美德".     

社会维度下的美德心理问题研究

美德心理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通过对美德进行社会心理学分析可以发现：美德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舆论都具有相关性。在物质文化方面，物质文化渗透着劳动的道德心理，是人类品德物化的形式；在制度文化方面，制度文化无论从其形成过程来看，还是从其内容来看，都会受到道德心理的影响；在社会舆论方面，社会舆论包含着特定的社会事件、人物和问题，必然与社会道德心理产生联系。人们对美德心理进行分析，有助于美好社会的构建，具体表现为：对病态道德心理的矫正有助于良知良能的建立，培养道德移情能力可以传递善和美，重塑经济道德心理有助于人们走出道德困境。     

试论霍布斯国家理论最后逻辑环节的缺陷

霍布斯国家理论奠定了人类政治走向文明的理论基础。但霍布斯本质民主的国家理论最后却未能与君主专制划清界限。对这一理论与现实间的悖论,学者们多是从霍布斯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答案。实际上,导致这一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霍布斯国家理论自身不易察觉的逻辑错误。霍布斯国家理论的逻辑论证包含三个基本环节:首先设定国家创制的前提——自然状态;然后导入国家创制的人性基础——人类的理性与激情;最后在前两个逻辑环节的基础上推导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霍布斯在论证的最后环节将"现实中的人"与"虚拟中的人"未加区分地混为一谈,致使他一开始谨遵逻辑、在"公共意志"价值层面精心建构的"国家"却异化为外在于人民之物,使他本质民主的国家理论不得不"合乎逻辑"地成为君主专制政体的理论根据。     

道德意志在美德中的隐与显——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美德观之比较

道德意志通常是指人们在道德活动中为了道德的目的克服阻力和困难的精神力量和持久力。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强调欲望与理由等心理要素之间的一致性,因而道德意志并不显现于其美德概念中。康德的美德概念强调自我强制,恰恰是对道德意志的彰显。二者对美德的规定不能很好地反映道德意志在美德生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从美德的层次性、美德的类型和情境相关性、美德的生成动力等方面来考虑,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美德观之间的差异、道德意志与美德的关系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