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位与还原: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地位探究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执行程序却将被害人排除在外。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缺失不仅与其当事人的地位相矛盾,也与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符。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程序可以彰显人的尊严,是程序参与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刑罚功能的需要。我国立法应该确立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执行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和被害人的理性化参与是确保被害人在执行阶段主体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     

试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在立法上存在缺陷,不能切实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为了适应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趋势,实现法制以人为本的宗旨,保障人权,必须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程序加以完善。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浅析

保护刑事被害人,给予其恰当的诉讼权利是追求程序公正的重要环节。随着近年来各国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日益重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已逐步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因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因而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措施亟待实施。     

刍议“首要标准”语境下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与改造——以前科消灭制度与刑罚执行系统的理性融合为例

2008年出台的"首要标准"是对罪犯实施刑罚与改造的新标准。前科消灭制度作为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重要配套制度,对有效降低未成年犯的重新犯罪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目前前科消灭制度仍处于试行阶段,尚未与未成年犯刑罚执行很好地衔接起来。为践行"首要标准",实现前科消灭制度与刑罚执行系统的理性融合,应在相关立法中体现二者的融合;建立科学、合理的犯罪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和重新犯罪评估体系;建立犯罪前科档案封存制度。     

我国公诉制度中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失衡问题研究

根据犯罪侵权后果的二重性,以博弈论理论审视我国公诉法律制度,其存在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失衡问题,突出表现在诉讼地位、立撤案程序、定罪量刑程序、刑罚执行程序、司法救助等五个方面.究其因,在于立法理念上仍受限于国家追诉主义影响以及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理论准备与实证分析还不足够等因素.为改变公诉制度存在的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失衡情况,文章提出了建立均衡保护的理念要赋予被害人以充分的博弈机会;在控、辩、裁“三方构造”的刑事诉讼模式下,改变被害人权利“被代表”的地位,使之成为诉讼构造因子,建立起刑事诉讼的“3+1”构造模式等,进而指出在赋权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证受害人权利的限度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尚未顺应现代国际司法潮流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这不符合现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理念。文章通过对前科消灭制度的情况、国内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实践探索的论述,提出了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具体程序设计,以期为我国立法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积累有益经验。     

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同时符合国际司法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文通过对该制度构建完善措施的提出及其具体运行的初步设计,希望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以求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并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与思考

前科消灭制度是指曾被定罪或者判刑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注销其犯罪记录的制度.各国前科消灭制度都有相应的条件、程序和后果.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符合刑罚趋轻原则、刑罚功能评判标准、未成年人保护精神.在建构过程中不断完善其实体要件、程序要件、法律后果.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现行前科制度与我国长期坚持"严打"的刑事政策相适应,前科消灭则适应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理念,符合刑法正当性原则,体现保护人权和刑罚谦抑的精神,契合法律的双重规制机能。我国已对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进行了试点。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入贯彻,我国有必要建立针对所有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前科消灭的确认应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反社会性和前科经历的时间,前科的消灭还需适用严格的程序和特定的方式。     

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时代意义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存在重大制度缺失.建立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控制犯罪总量的重要途径，既有助于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可全面恢复被害人的受损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有的十大理念--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论前提

司法活动的进步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进,而司法制度的变革则源于理论和观念的推动。综合我国目前刑事诉讼的理论和实践,在刑事诉讼法中应树立公正至上、程序优先、以人为本、诉讼透明、控辩平等、证据本位、裁判中立、司法独立、诉讼经济、诉讼文明十大理念,并且这些理念应该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有的理论前提。     

刑事合意证明模式研究

证明模式与诉讼模式密切相关,诉讼模式的转型必然引起证明模式的变革。随着体现控辩双方合作、协商与合意的协商型刑事诉讼模式成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形态,刑事证明模式也相应地呈现出合意取向。控辩双方在取证、举证等证明环节上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与协商,形成一种新型证明模式,即合意证明模式。合意证明模式与传统分立证明模式在证明目的、证明主体的地位、事实认定结构、证明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刑事合意证明模式为刑事证据契约提供了理念支撑及制度依托,刑事证据契约是合意证明模式的实现途径。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再认识：困境及出路

我国法治实践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协调,彼此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观念认识,还是在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学科研究层面,二者关系呈现出分离、割裂、断层的局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因犯罪这一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均受刑事政策指导,在历史上原本合体并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树立刑事一体化观念,注重整体性立法,加强司法实践融合,开展交叉性研究,以实现二者双向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刑事诉讼客体新探

我国目前关于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几种主要观点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通过对刑事诉讼客体的定义、语源的分析和运用诉讼目的、诉讼结构和诉讼行为等理论对刑事诉讼客体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刑事诉讼客体就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和应当适用的实体法、程序法。刑事诉讼客体具有多方面的特征。      

论刑事正当程序与人权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在我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国在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刑事诉讼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增加了刑事正当程序的规定,增强了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但在刑事正当程序及人权保障方面依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及不足,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立法经验,对刑诉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有关著作权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需要在刑事政策上对著作权刑事保护作理性的定位,在立法技术上提高其可操作性,兼顾著作权刑事立法现代化与刑法总体特点的要求,并对著作权犯罪刑事诉讼制度的设置和其他因素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     

论刑事诉讼理念的现代化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念已不再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需要.正因为传统理念的糟粕要被淘汰,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理念应坚持几种基本价值取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公正与效率,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与审判中立,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以及开放与自治.     

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问题的法理学思考

公正与效率是一对既相互协调又存在矛盾的法律价值形式。公正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不能因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正如法谚所说,"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所以,在追求公正、正义的同时,必须讲求效率;而在我们努力节约和更好的利用司法资源的同时,也决不能以公正价值的牺牲作为实现效率的代价。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亦不能忽略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冲突与协调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能有所偏废。     

试论单位在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资格问题

我国司法实践中,单位作证的现象客观存在,如何界定单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资格以及确定单位出具的 证明在诉讼中的证据种类,便是该文试图加以明确和澄清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指令再审程序缺陷的法理探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指令再审是刑事再审中经常被运用的程序,它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着积极作用。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指令再审程序予以了相应的修改与调整。尽管如此,从法理的角度考察,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从根本解决理论上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平衡、法的既判力维护、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侵害和司法中立原则的保护等困境和实践上的再审标准模糊、启动主体宽泛、审级制度复杂混乱和时效与次数不加限制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刑事指令程序的研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