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产品责任立法比较研究

2 1世纪是消费者的世纪 ,而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产品责任立法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产品质量法》和美产品责任法立法背景、产品的定义和范围、归责原则、产品缺陷、产品责任赔偿等问题的比较研究 ,借鉴美国产品责任立法的先进经验 ,提出了对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立法的几点立法建议。     

售后警示义务:公平与效益的平衡

售后警示义务作为警示义务的延伸以及对发展风险抗辩的限制,拓展了生产者、销售者的警示义务和侵权责任的范围,更好地保护了消费者和使用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其确立体现了公平优先的立法价值取向。但公平与效益相辅相成,产品责任制度应更多地注重公平与效益的权衡。如何在推动生产创新与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之间取得动态平衡,现代美国产品责任法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售后警示制度的司法实践及立法完善极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消费者受到第三人侵权时经营者责任的探讨

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的安全,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的基本任务和责任。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受到第三人侵权时,经营者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且主观有过错,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不仅体现了司法正义的理念,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产品责任跨国诉讼可行性考察

中国消费者受到外国产品伤害的事件屡见不鲜,但维权面临困境。中国受害人近年尝试去美国起诉美国生产商,尽管还未有胜诉案例,但通过调解获得圆满赔偿的案例不少。美国法院一方面通过"长臂管辖"扩大司法管辖权,另一方面通过"不方便法院"原则限制外国原告到美国起诉美国生产商。选择适用何种原则,完全取决于能否保护美国当事人利益。中国消费者应了解美国法律本质并加以利用,达到维权目的。产品责任跨国诉讼有诸多优势,是目前解决中国产品责任纠纷的途径之一。     

论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严格责任原则

产品质量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质量法律制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应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 ,对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作出进一步的统一和完善 ,避免立法上的矛盾。同时 ,对产品责任的性质、范围、额度的规定应和国际接轨 ,以确保产品责任受害方的合法权利。     

刑事司法中主体利益保护的平衡

刑事司法中存在国家、被害人、犯罪人三方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报应性司法认为,犯罪是对国家秩序的破坏,被害人不具有独立的利益,主张在保障犯罪人利益基础上通过对犯罪人责任的追究实现对国家、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恢复性司法是对报应性司法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矫正,该制度注重被害人与犯罪人双方利益的保护。我国恢复性司法具体制度中,有些制度存在忽视国家利益、偏重受害人和犯罪人利益保护的情况。刑事司法应该在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犯罪人利益保护中寻求平衡,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利益的存在。     

对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立法制度的几点探讨

以"产品"和"缺陷"两个概念为分析对象,论述了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现状,指出目前我国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存在着零散、简单、措辞欠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产品"和"缺陷"概念的修改建议,并认为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应该以"不合理的危险"的存在作为产品缺陷的衡量标准,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上,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从而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     

对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立法制度的几点探讨

以"产品"和"缺陷"两个概念为分析对象,论述了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现状,指出目前我国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存在着零散、简单、措辞欠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产品"和"缺陷"概念的修改建议,并认为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应该以"不合理的危险"的存在作为产品缺陷的衡量标准,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上,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从而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     

论“家电下乡”中农民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知情权作为消费者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在我国消费者权利保障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家电下乡政策中,保证农民消费者权益的关键也是首先实现其知情权。但我国现有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机制仅强调经营者的产品信息直接披露义务,而忽视了政府和公益性团体对经营者产品信息的间接披露义务,又加之农民消费者大都处在信息闭塞的农村,且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家电下乡中农民消费者知情权需要法律的特别保护才能得以实现。为了保障家电下乡政策有效实施,农民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主要表现在法律上确认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立法上明确经营者和政府的产品信息披露责任,司法上引入集团诉讼等方面。     

金融消费者信息秘密与安全权保护研究

金融产品凭借互联网的助力迅速推广,但是金融消费者信息泄露的问题也更加严峻。通过对国内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金融消费者信息秘密与安全权存在立法不完善、自我约束不彻底、监管不到位、司法救济不全面等缺陷。文章旨在对国内外保护现状进行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进而初步提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信息秘密与安全权的保护体系。首先,我国应该对个人金融信息的采集和利用制定专项的法律;其次,金融机构应当对保密措施进度公开,以便社会的监督;再者,成立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以及行业协会对金融机构信息安保工作进行监督;最后,在诉讼中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缩小争议双方的实力差距,以及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对大范围的信息泄露案件进行统一保护。     

物件损害责任比较法研究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侵权责任法》不仅明确了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公平责任在物件损害责任中的适用,而且规定了各个物件损害责任的行为方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仅仅依靠法律条文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与之相融合.建议以物件损害责任的比较法研究为视角,在《侵权责任法》框架下,明确物件内涵与分类,完善物件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理论与公平补偿责任的司法解释.     

产品责任法中“产品”范围的扩大化趋势

随着公共政策不断向消费者倾斜,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各国立法和司法或通过修改原有法律,或通过对"产品"概念更宽泛、更灵活的解释,将更多的产品如电、初级农产品、血液智力产品等纳入严格责任管制.作为WTO成员国,我国应该跟上世界产品责任法的发展趋势,完善产品责任立法,将更多产品纳入"产品"范畴.     

人工智能产品缺陷司法认定标准之研究

人工智能产品相较于普通产品最大区别在于其自主性，一方面体现在人工智能产品运作方式更具复杂性，它们能够自主决策与自主行为，处于"感知-分析-行动"模式，其运行过程为"黑箱"操作，难以为人类所探究；另一方面体现在产品侵权的致害主体更具多元性，除了作为传统产品侵权主体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外，还包括研发者，甚至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基于此，当前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存在困境。一是现有判断标准在人工智能产品视域下缺乏适应性，由于《产品质量法》中"不合理标准"的抽象性、复杂性与《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中"技术标准"的应急性、不确定性，现有标准的使用难以解决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问题；二是我国现有立法未将产品缺陷进行类型化认定，而仅对产品进行笼统的缺陷判断，在人工智能这一多元责任主体与多样未知风险的领域，该种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模式在适用时更为捉襟见肘。为将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司法实践规范化，在产品责任框架下应将缺陷划分为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示缺陷及跟踪观察缺陷，这不仅有利于契合人工智能产品的归责原则，也与产品侵权责任各要素相对应。人工智能产品缺陷司法认定标准应与有关主体应履行的义务相结合。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产品设计缺陷的责任主体为设计研发者，其应当履行安全保障、性能平衡、全面测试等义务，该缺陷采用"风险-效用"的司法认定规则。制造缺陷的责任主体为制造者，其应当履行配合设计预期效果与按照设计方案进行制造的义务，该缺陷采用"对预期设计偏离"的司法认定标准。警示缺陷的责任主体为制造者、销售者，警示义务应当达到警示内容的充分性、警示时间的更迭性与警示语言的简明醒目性等要求，该缺陷采用"合理充分"的司法认定标准。跟踪观察缺陷的责任主体为设计研发者、制造者与销售者，跟踪观察不仅要求畅通产品的反馈渠道，也要积极定期对产品进行监察，更要及时对问题产品作出反应，该缺陷采用"个案认定，综合判断"的司法认定原则。     

关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问题之我见

本文通过比较国内外的产品责任规则原则,分析了我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存在的不足,并从立法角度论述了严格责任制原则在产品追责中的作用。     

全球卫星导航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研究--以美国立法与实践为视角

随着全球卫星导航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全球卫星导航服务提供者面临着一系列法律的风险并应承担相应责任,主要为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根据美国国内法及司法判例的发展,卫星导航信号侵权具有可诉性;且随着产品责任法的现代化,已显现出由产品责任调整卫星导航信号侵权的趋势。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完善现有侵权责任制度,进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卫星导航信号侵权责任。     

产品责任中纯经济损失之判解研究

产品责任中的纯经济损失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理论焦点,而且成为各国法院面临的共同难题。缺陷产品所致的纯经济损失案件已在我国崭露头角,我国法院对该类损失的保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然而立法的缺失却使法院在司法实务中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过,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看,我国现有的立法资源还是为产品责任中的纯经济损失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部门应当尽快明确具体地确立相关的立法,为产品责任中的纯经济损失提供合理的保护路径。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论欧洲联盟的行政责任及其司法救济

本文探讨欧洲联盟对行政责任的法律救济,重点论述法国始创的欧洲行政法的行政责任理论及从中衍生出来的国家赔偿原则,以及对行政作为和不作为产生的行政责任的司法审查。本文表明,一个完善的行政责任体系和有效的司法审查机制对于法治国家的建构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枉法仲裁之思考：基于现实的视角

枉法仲裁应否入刑的争论背后是公共政策选择的歧异：仲裁员责任制度应优先满足管理仲裁的需要还是仲裁发展的需要。而今，再纠缠于枉法仲裁应否入刑的问题已无实质性的意义，理智的选择是直面枉法仲裁已由刑法规制的现实，进而思考如何善用司法解释，实现其积极的立法目的，尽量消弭其对仲裁发展的消极影响，同时谨慎讨论和构建我国的仲裁员民事责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