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民新闻看传媒接近权的实现路径

传媒接近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新闻为公众实现传媒接近权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径.公民新闻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公众从被动的受众地位转变为主动的传播者,成为公民记者,在对传媒的深度参与中实现传媒接近权;公民新闻改变了传统的舆论形成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公众在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中实现传媒接近权.     

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问题探究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民族发展、国家未来以及公民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全面配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除了宏观层面要发挥政府的指导性作用和社会的协调性作用外,微观层面还需充分调动公众的参与作用。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不但能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和辅助作用,还有利于维护公众生态利益,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但是,我国公众参与制度正逐渐陷入困境,法律上的缺失是导致公众参与制度不完善的重要因素。就我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制度而言,在公众知情权、参与决策权、救济机制、参与意识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要为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提供法律保障,可以通过“生态文明”入宪与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完善公众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健全公众参与救济机制、提高公众参与法制意识等措施,促使公众合法、积极、有序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公众的发展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公众本身存在以下问题:参与公众的参与水平发育不均衡;参与公众本身整体上正处于发育阶段;参与公众的结构不合理;参与公众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且发展不平衡;参与公众的参与需求旺盛但理性、能力不足;参与公众参与过程中理性和情绪的失衡.至少在现阶段,作为参与主体的公众仍然处于发育阶段,其成熟程度还难以支撑充分有效有序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所以,不仅要促进公众参与,更要促进公众本身的发育和成熟.促进参与公众本身发展的措施包括:推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形结构向菱形结构的转变;普及政策参与的公民教育;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论我国公共预算中公众参与程序的 制度缺陷及其完善

公共预算涉及最广泛的公众利益，因此在其中引入公众参与程序，并将其制度化，以三位一体的规制层级予以保障，是极具意义的。在我国，公共预算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的发展深受公民、政府和社会资本等具体环境之影响，存在着适应地域窄、运用层级低、机制单一、有效性不足等多方面缺陷。为了填补传统研究领域空缺，构建公共预算中的公众参与程序制度，从理念到原则再到模式，作了从宪法高度到诉讼保障的全方位制度安排，以此保障公共预算中真正融合公众参与。     

论德国社会办医中患者参与医疗决策机制及启示

社会办医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德国社会办医国家干预性强,公众参与广泛,通过国家主导建立广覆盖?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于民众生命健康是重要保障?德国社会办医包括筹资?支付?监管等运行机制,建立患者参与机制,患者参与卫生医疗政策的咨询决策,政府与社会建立独立机构提供患者医疗咨询,注重医患共同决策,以法律保障患者的权利,对我国医改具有借鉴意义?     

环保公众参与中的协商民主新视角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一直把公民的有序参与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环境保护是公众参与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这些年经历了从宣泄不满行为过激到和平抗议再到平等协商的过程,环保公众参与的秩序在理性回归,协商民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商民主关于"承认多元、尊重差异、体现包容"的价值精神在环保公众参与中得以充分体现。但环保公众参与从协商民主视角还需要有三个转向:第一,从维稳导向转为人权导向;第二,从单向决定转为多方磋商;第三,从权宜之计转为制度习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     

论现代城市建设管理的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参与推动了城市建设管理的民主化进程 ,体现了城市建设管理中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我国公众参与城市建设上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有益经验 ,从公众参与的观念转变、社区自治开展、程序规则建设、团队意识培养等方面 ,促进我国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和创新。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现实基础与制度生成要素——对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思考

现代民主理论主张行政权的运作通过各方合力来完成,参与是民王的基础,而各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管理提供了契机.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环保NGO的广泛兴起,为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作为制度安排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应贯穿于环境法律实施的全过程,这一制度的应然逻辑构成应当包括环境信息知情制度、环境立法参与制度、环境行政参与制度、环境司法参与制度,以及出于保障上述制度实施的程序保障制度等.     

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分析——兼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相关规定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首次明确将公众参与确认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原则之一并确认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一项程序性权利。然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并未就公众参与制度作出框架性规定,而是将完善公众参与程序的义务施加给各级环保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保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鉴于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上述立法进展,本文将结合国际公约及域外立法经验,从微观层面着手纵向分析我国在不同的环境公共决策层次上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现状。此外,本文也将横向分析我国地方法规、规章和部门规章中公众参与制度发育和形成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厘清新法和既有法律法规所形成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框架,进而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涉及公众参与的条文进行评述,更加明确地识别我国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相关立法方面的进步与不足,以便在“查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补缺”。     

医疗保障制度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分析

处于社会保障制度转型期的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呈现出医疗需求与保障的失衡、城乡医疗保障失衡、医疗资源分布与配置失衡等特点。作者分析了身处这种制度环境中的社会公众的心理问题:由二次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对医疗保障的消极预期导致的心理无助感以及公众的不信任感导致的非理性、不合作行为等。最后指出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转型要重视和加强社会心理的考察与建设。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我国基本社会保障研究

基本社会保障是为保障国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基本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中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应有之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考察了我国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基本社会保障的基本社会服务体系、财政体制、法律法规体系和基本社会服务的多元参与机制的建议。     

基层公共安全监管体系的创新——以宁波试点地区为例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建立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宁波试点地区通过公共安全监管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将监管职能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建立健全了公共安全基层监管的组织网络;同时,借助社会治理的手段吸纳社会力量,动员多方主体,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了公共安全监管的社会化运作。试点地区的实践已显示出了较好的绩效,其经验对其他地区建设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当然,在宁波模式的推广和完善中,仍需克服法规政策滞后、工作机制不健全以及社会参与范围不广等阻碍公共安全的社会治理程度的诸因素。     

我国医疗行业协会参与公立医院外部监管优势与困境分析

公立医院是复杂的系统,监管体制的改革涉及到各利益相关方权利责任的调整与平衡,建立社会多方参与的公立医院外部监管体系显得十分迫切,而对于监管体系的研究,尤其是从医疗行业协会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文章希望通过分析医疗行业协会参与监管的优势、困境以及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以期能为完善我国公立医院外部监管体系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回溯与展望

中国环境法治发展40年,也是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发展和建设的40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由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构成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利体系和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规则。总结经验,公众参与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题中之义,是提升环境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是调动公众环保力量的必然路径。面向未来,广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注重提升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狭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通过完善主体界定、推动信息流动、推进协商参与和加强社会监督等实现进一步完善。     

食品安全信息规制机制的法治省思——以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为研究对象

伴随着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高频率爆发,《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有利于改善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但此制度的出台并没有抑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存在公布信息主体混乱、信息发布决策的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权利救济机制短缺三大问题。应从整个卫生行政部门系统都享有信息统一公布的权力这个角度来解决公布主体混乱的问题。通过对公民在食品安全信息分布中的参与权进行分析发现:普通公众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参与权存在区别;应合理协调应急信息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冲突。从普通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两个不同维度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并借鉴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来解决政府责任问题。     

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监管体系的思路、目标与措施

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监管体系尤为重要。应力求突破现行体制,完善主体结构,健全制度体系,建立以政府宏观调控为基础,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实施政府主导、多主体分层监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监管模式,不断提高监管效能,保障市场安全有效运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建设与发展。     

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治理中社会参与失效及矫正

社会力量有效参与是公共安全危机治理的一个关键性议题。我国非政府组织、营利性组织、媒体、公众个人在突发性危机治理过程中，存在不同类型的低效、无效和负效参与现象。社会参与失效主要源于政府长期过度占位、主体之间协同有限、媒体网络管理滞后和制度激励约束不明等。矫正社会参与失效，需要从加强联动协作、信息共享、教育培训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建设方面着力。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我们还必须从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障的监管等方面加以完善。     

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农民环境权所包含的程序性权利,是农民环境权其他权能实现的保证。在探讨了农民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的定义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我国推行的障碍主要有:立法缺陷,行政机关定位不准,制度保障缺失,农民环境意识维权意识淡薄。提出完善对策:一是完善立法;二是实现环境行政权和公民环境权的协同;三是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权利补偿机制,以确保农民环境权的实现和救济;最后要提高农民环保参与和监督效率。     

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综合监督体制的思考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包括出资人监督、政府监督、人大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几个层面。这些监督的性质、监督对象和监督方式都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依靠某种监督实现企业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督，应该探索企业国有资产综合监督体制。出资人的监督应该以股权的私权本质属性为基础，重构出资人的组织结构，转变出资人的监督方式；政府监督应该区分股权监督和行政监督，在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督中应该创新审计监督的方法和扩大审计监督的范围；人大监督应该在人大常委会下设立专门企业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整合人大各机构的监督力量，加强人大对企业国有资产的日常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应该通过法律规定相关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应该构建社会公众行使监督权的相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