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恶化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金融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也为厘清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与企业并购决策：基于中央企业集团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政策为外生事件,研究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向政府分红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集团内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基于2003—2017年度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时,会抑制该母公司控制的集团内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企业融资约束较大、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值较低和政府补助较低的公司中。本文拓展了国有企业分红的经济后果和企业并购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和支出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对央企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影响研究

自2007年国务院出台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办法以来,经过2010年和2014年的连续调整,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体系,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央企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是否受到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的影响、国资收益收取比例是否合理值得进一步探究。基于代理理论对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和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不仅受到传统的公司特征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特征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宏观政策的制度因素的影响。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如何避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事关金融体系稳定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2006—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股东监督力度较小、治理环境较薄弱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是由于股权激励通过加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进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了抑制作用;且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即通过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进行长期实业投资和创新投资.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避免可能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应加强对股权激励实施方案的监管,助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金融部门应健全动态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高管实业背景、金融化与制造企业创新

鲜有文献从管理层异质性角度出发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基础效应.本文选择2012—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基于金融资产持有动机与高层梯队理论,分析高管实业背景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该效应只出现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剔除国有企业样本后考察高管实业背景的调节作用,发现高管团队有无实业背景并不能削弱挤出效应,而实业背景高管占比则能显著提高调节作用,比例越高调节作用越强,证明该作用具有"群聚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实业背景调节作用的实现路径为发挥储备型金融资产的"蓄水池"作用,而非投机型金融资产的"投机"作用.本文为企业适度金融化、合理从事创新活动及高管选任选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促进还是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运用我国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对于不同产权性质、规模的企业以及处于不同融资约束状况下,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异质性;传导渠道检验表明,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会挤出流动性供给,进而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政府补贴程度在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不应该盲目投资金融资产,应当积极探索金融资产配置最优水平的存在,预防过度金融化隐患。     

国有资产监管背景下知识型央企的用人瓶颈--以A设计院为例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通知,从2014年起,国有独资企业应缴利润收取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最高将提至30%。而中央企业现行的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又将企业薪酬总额限定在了相对固定的水平上,这对于以“人”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知识型央企来说,在原本人力资源体系就不发达的基础上,越发增添了用人难度。文章以A设计院为例,针对知识型央企的用人现状,提出问题并分析原因,希望为知识型央企打破瓶颈探索出路。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

企业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可以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进而为股东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升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改善。进一步对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在分析师跟踪更少、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低、小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可以通过“监督效应”促进企业生产率。监管部门应充分意识到股权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上市公司也应更加注重完善治理水平,不断优化股权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     

碳排放信息披露会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基于我国防范化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信息披露提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代理成本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以及企业所处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主要提高了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表现为“投机获利”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在非高碳排放行业、自愿形式披露以及管理层短视行为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当完善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薪酬激励机制,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相关的法治化建设,引导企业管理层坚定绿色发展信念,立足长远,聚焦主业经营。     

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与国企混改效率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基于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在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企业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国有控股程度对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效率,且相对控股的治理模式比绝对控股更有利于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提升。而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分组检验显示,在垄断行业中,绝对控股的治理模式优于相对控股。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效率提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