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小学儿童相对贫困的家庭内部影响因素——基于logistic回归的实证分析

在减贫过程中,以农村家庭为主体的乡村小学儿童相对贫困问题作为治贫工作的内生抵抗力量,将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 高质量发展。基于山西省A 县的实地调研,运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乡村小学儿童相对贫困的内生因素作用机制。研 究发现：乡村小学儿童家庭结构、家庭健康、家庭生活质量和家庭教育对乡村小学儿童的相对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为推进乡 村小学儿童减贫战略步伐,必须树立相对贫困治理理念,从完善家庭可行能力、建立儿童扶贫机制、坚持健康扶贫政策推行、强 化教育理念内生化等方面探索乡村小学儿童减贫之策。     

城市贫困儿童:问题现状与解决对策

城市贫困问题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贫困儿童的发展现状更是值得关注。笔者对城市贫困与城市贫困儿童进行了界定,并对城市贫困儿童的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探讨了解决城市贫困儿童问题的策略。     

为什么贫困会阻碍儿童的发展:基于心理学的解释

贫困不但体现为物质资料的困乏和经济水平的低下,还体现为一种状态:持续的贫困状态会导致消极心理后果,尤其是对个体发展的消极影响更值得关注。贫困对儿童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持续的贫困不但降低了儿童的认知能力,损害了积极的社会性情感发展,还进一步增加了他们产生不良社会行为的概率。因此,贫困心理学更感兴趣于探讨"贫困为什么会阻碍儿童的发展"。家庭投入理论、家庭压力理论、心理资源损耗理论分别从亲本投资、教养质量、心理资源的视角解释了贫困对儿童消极影响的内在路径机制。但需要警醒的是,贫困对儿童发展的阻碍作用可以通过其他因素的介入得以减弱,比如合理的家庭教育投入、科学的教养方式、儿童应对贫困的方式和积极的心理品质,以及持续的、正规的学校教育等都可以有效减少贫困对儿童成长带来的负性影响。     

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分析——以内蒙古、新疆、甘肃、广西、四川五省区为例

本研究使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3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调查"数据,运用AF方法,从生存、发展、健康、教育、参与5个维度,19个指标构建儿童多维贫困指数,旨在分析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状况,以期提高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贫政策质量。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儿童存在着收入之外的多维贫困:在各指标贫困测算中,72.03%的儿童所在家庭使用粪桶、旱厕、无设施或其他无冲水类型的厕所,57.52%的儿童不能决定自己的业余爱好,46.47%的儿童不能决定自己的日常生活,36.21%的儿童存在校园暴力;参与、健康对儿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突出,分别是28.46%、20.29%;留守时间越长,儿童各指标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本研究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探讨了儿童多维贫困的致因和消除儿童多维贫困的政策选择。     

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儿童福利现状及需求分析

文章从农村儿童福利需求出发,以四川、贵州和宁夏的三个国家级贫困县6个村所获取的访谈和问卷资料为基础,探讨了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福利的现状和需求.家庭贫困对于儿童福利状况的影响在研究样本中突出地反映出来,进一步研究发现了家庭、社区、政策等条件综合造成了贫困地区儿童福利需求多方面得不到满足.研究的结论是: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社区组织、学校和政府供给能力不足和制度安排缺陷等因素直接影响儿童福利的满足程度.关注贫困地区儿童福利是长远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突破口,应对贫困儿童群体进行综合性保护并建立相关的贫困地区儿童福利监测信息体系.     

观点举要

儿童贫困也不仅仅是因家庭经济困窘而不能享有适当的物质生活,同时,还包括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的匮乏、家庭社会网络资源的贫乏、表达自己要求和希望的权利缺乏、以及参与权利的缺失等。儿童贫困既是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重要原因,也被认为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     

关于贫困文化的思考

贫困文化是与贫困经济相互对应的一个范畴,贫困文化反映了贫困经济的精神实质;贫困经济则从根本上决定了贫困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贫困文化是造成贫困经济的一个重要精神原因,改变贫困经济的状况,必须首先改造贫困文化的价值形态。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理论、实践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理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体系,通过理论分析,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和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在坚持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基础上,立足贫困现实,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扶贫开发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紧密衔接原则,开发利用贫困地区优势资源,重点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全面提升,最终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态势和过程。研究认为,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基础,立足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基本前提,着力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价值追求,把准核心要素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总体架构。在改革开放推进中逐步形成,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而其世界意义在于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东方智慧和"中国方案",促进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从思想引领到制度领导：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探索与治理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贫困治理制度体系中,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这些思想也是中国贫困治理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基本价值遵循。从思想引领到制度领导,有效发挥思想引领力与制度领导力在贫困治理中的双重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制度化不仅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对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的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即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不断发展和完善治理制度体系和坚持党政目标的一致性。只有把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融入国家治理制度之中,实现思想引领与制度领导的有机统一,才能取得卓越的治理效能。     

精准扶贫研究现状综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从顶层设计维度对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战略规划。精准扶贫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构建与完善我国扶贫治理体系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当前,我国学界对精准扶贫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其内涵特征、实施困境、问题成因、对策路径、经验启示等方面。这些研究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石。在未来的研究中,学界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在精准扶贫的价值定位、内涵指向、视角转换、系统优化、基层治理等方面。只有不断推动精准扶贫的理论创新,才能深入推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