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治易历程追踪

探寻船山研究易学的历程,从总体上揭示船山易学思想的特点、特色及其在易学史上第三个“圈圈”的终结与集大成的地位;说明《周易考异》 、《 周易稗疏》 是船山治易的基础工作;初得观卦之义,是其服膺易理之始;船山易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为兼崇象数与义理又归属于义理;《周易外传》基于乾坤二卦所产生的各卦卦象与义象以及各卦的错综变化,探求其中的根本哲理,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各种物理人事之中;《周易大象解》 是他的社会政治现和伦理道德思想的集大成;《周易内传》坚持乾坤并建,错综合一,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强调《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论陈法关于《周易》明人事的思想

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历代易学家均有讨论,且为解易者首要回答的问题。汉代易学家普遍认为《周易》为卜筮之书,魏王弼以玄学解易,重视阐发《周易》义理,批评汉易象数学,开启了以《周易》解人事之先河。宋以后,易学家关于《周易》性质的论点趋于公允,即认为《周易》在历史上曾经作为卜筮之书的形态存在,但后世之学易者应注重开发其明天道、人事之理。程颐、张载、朱熹、王夫之等即持此种观点。陈法继承了这一传统,明确指出《周易》为明人事之书。     

由“占筮”到“德义”——据帛书《易传》析论《周易》解释的视域转换

早期易学解释的视域,存在着一个由"占筮"到"德义"的内在转化过程,这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有较明确的体现。《周易》本源于占筮活动,早期巫史多将其用于占筮实践。随着人文理性的崛起,占筮活动逐渐纳入丰富的德性、义理内涵而转成为"德占",《周易》也被赋予涵盖一切的哲理内涵。后来的儒者完全摒弃《周易》的占筮之用,将其看成圣人之"遗言"或教导,以一种较为彻底的"德义"视域实现了《周易》之经典化、文本化。     

论中国古代多元思想整合的现实风貌——以古代士人对庄子养生论的诠释为例

在<庄子>内七篇中,<养生主>是较为重要的一篇,前人对其意旨的理解多有不同:有用玄学思想将之诠释为"养性"的,有援佛教义理将之诠释为"守空"的,还有借理学观念将其诠释为"顺理"的.这些似<庄>而非<庄>的解读,在使庄子养生论之真实涵义变得淆乱不清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古代多元思想整合的现实风貌.     

魏了翁研《易》历程考

魏了翁从小学习《周易》,逐渐接受理学易,并继承朱熹,形成象数义理并重的易学观。他在靖州谪居期间,以道贵自得、学宗程朱为旨,汇集前人《易》著,编纂成《周易要义》及《周易集义》两书,总结前代及当代易学,在学术史上颇有影响。     

论《周易》筮数、象理的本质及其占断原理的矛盾

传统易学将《周易》分为象数与义理两部分内容。本文认为：数是与筮法结合在一起的，两象则属义理系统。筮数的作用是定卦家，象理的作用是断吉凶。象理系统主要是对人事存在和变化状态及其可能导致之结局的模拟，是古人长期积累的社会生活经验的结晶，是《周易》的实质和精华。《周易》筮法确定卦爻象的偶然性，决定了占筮结果多不能与占问者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故《周易》的占筮原理缺乏科学性．     

自然与人伦的和谐交融——论《周易》伦理文化结构模式

在<周易>的义理演化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周易>从单纯卦象符号到卦爻辞产生、从原始的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其义理是在由自然秩序向人伦秩序逐渐展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原始的自然崇拜情结穿越了不发达的神道思想阶段,进入了人道思想兴盛的阶段,而由原始氏族制度所产生的人伦观念(家族伦理观念)也没有因个体私有制的形成而解构,也进入了人道思想兴盛的阶段.崇拜自然和崇尚人伦两种文化情结,在东周时期产生的<易传>中得到了和谐的交融,从而形成了<周易>独特的既崇拜自然、又崇尚人伦的伦理文化结构模式.     

王弼的义理易学

王弼是经学史上义理易学的杰出代表.他继承了<易传>的学术传统,其易学中的义理既包涵筮法形式的学理,又通过"全释人事"而表达出政治伦理的内涵.王弼弘扬了一种与现实的吉凶悔吝后果相关的实用理性精神,并在汲收道家"无"的智慧基础上表现出建构儒家形上学的努力.     

易学视野下的“时”论

传统文化的发展,时的理论建构,都离不开易学时论。易学时论,大抵有两种:一种以卦画言,为以时解易;一种以义蕴言,为时的哲学。以时解易,发起于《易传》,形成于王弼、程颐,成熟于胡炳文。"时"的哲学发轫于古经,形成于《易传》,成熟于宋元易学,由于象数派和义理派的努力,时逐渐上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呈现出象数、义理多样的结构模式,形成象数派、义理派对时不同的运用工夫。易学时论,突显了古经的思想意蕴和易学内容体系,是时理论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今人生社会的发展、创新和与时俱进的主题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易经的文化源头价值及“管理易”的历史出世

当下的易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着历代经学家、玄学家、理学家注易、解易、研易的传统思路,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形成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性、交叉性研究模式.国际国内易学者不断倡导对易学"极深研几",象数易、科学易、考古易、占卜易、人文易以及管理易等不同易类之探研,皆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但富有现实意义的"管理易"研究十分薄弱.因而,"易经管理"这一"援<易>以为说"的钩沉论题,要求研究者必须站在哲学诠释学的立场上,定位于易学与现代精神契合的高度,着眼于世界经济国际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兼容化的时代形势,带着现代管理的实际问题探入到<周易>这座神秘的殿堂中去,以求新弋获.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它既关系到程氏之学的流传,又关系到湖湘学派的思想来源,澄清这一问题是有重要的学理意义的。胡安国不仅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王萍等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又与他们的弟子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勉励,不仅对南宋理学的兴盛,而且对推进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程颐和苏轼争论的哲学分析

儒、道冲突的实质是秩序观点和自由观点的冲突,从宋代开始,表现为理学和反理学的争论.程颐和苏轼的争论是理学和反理学争论的早期表现,他们的分歧涉及理与欲的关系问题.理学家天理和人欲的观点是程颐和苏轼争论的背景.     

论郑玄易学

郑玄是汉代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推出爻辰说、五行说及九宫数说、爻体说等,使汉代象数易学发展到了又一高峰。尤其是独具特色的爻辰说,更成为他“多参天象”而与其后“全释人事”的王弼易学不同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他继承古文费氏易学的传统,倾心于对经文进行义理性的诠释,倾心于揭示和把握由各种卦爻象体现出来的天地变化之道,从而使象数易学烦琐、虚妄的弊端暴露无遗,并将其引入绝境。郑玄在易学白象数易学向玄学派易学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激发和推动作用。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论彝文书法书写艺术造型

彝族文字是本民族的自源文字，它有悠久而辉煌的发展史。彝文字由于其本身笔画、结构等构字特点艺术造型，使其在彝文书法艺术创作上更有可为。在古代彝族毕摩文献上的“变字”现象应是古彝文最早的书法创作，只是那时候的人们没有书法概念，后人继承的节奏也缓慢。随着小学到高校一类模式使用《彝文规范方案》以来，近年来的彝文书法发展和创新都很快。如今彝文书法爱好者不断涌现，彝文书法也越来越具有使用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宋人对诗歌中义理成分的探索与《周易》的关系

宋诗重理趣。理趣即义理和情趣的统一。宋代诗学有关义理的学说经过了四个阶段和三次飞跃。张载和程颐从哲理的高度论述义理。苏洵提出“风水相遭”的文章学命题。苏轼提出了“有为而作”的诗学命题 ,从本体论上说诗。叶梦得提出了“兴当时事”的诗学命题 ,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上说诗。贯穿在此四阶段和三飞跃之中的则是《周易》所倡导的认识原则     

吕祖谦《易说》的诠释特点

比较吕祖谦《易说》与程颐《易传》,分析《易说》的解《易》体例及其中体现的理学思想认为:吕祖谦从“势”“理”两个维度解《易》,视诸卦阴阳爻是循环转移的,他把《易》视为讲道德修养的书,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又以柔顺为“明德”,突破了程颐的解《易》思路。此外,《易说》还对君臣职分作了限定。《易说》较全面地体现了吕祖谦的易学思想。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朝鲜古代诗人对陈师道诗学的接受与选择

朝鲜古代诗学对陈师道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高丽、李朝前期推崇宋诗，以“苏黄”指称江西诗派，对陈师道也表现出称颂和喜爱；李朝中后期，推崇唐诗反对宋诗，改以“黄陈”指称江西诗派，虽然承认其在宋诗中的地位，但反对其创作风格。朝鲜诗学还在次韵诗、诗人的性情和风格、琢炼等方面高度评价了陈师道，并在接受过程中体现了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