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权力保障下的权利实践

网络问政是网络民意的表达,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媒介接近权、知情权、参政议政权的行使与表达,受法律保护,具有神圣的不可侵犯性.为使权利能够正常行使,且不受侵犯,需要公权力作保障.用权力认可权利、用权力保障权利、用权力制约权力是维护社会上每个公民权利实现的最好方法,也是实现网络问政价值的根本之所在.     

配偶权新论

通过对与“配偶权”概念联系最密切的“家庭功能”、“婚姻本质”两个方面的分析,得出当前我国两性生活形式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社会责任正在弱化、婚姻是一种特殊的人身契约的结论,并以此为前提讨论了配偶权的内容、性质和法律保护。笔者认为配偶权是一种来源于婚姻契约的兼具绝对权、相对权双重性质的人身权,其项下具有多项子权利,对它的保护视侵权人为配偶或第三人而有所不同。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传统主流理论认为社会权不具有可诉性,但当前社会权可诉性在国际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逐渐获得承认。社会权可诉性有其坚实的法理基础,社会权以保障人的尊严为基本逻辑起点,而人的尊严是基本权利的核心,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理念,社会权本身蕴涵着救济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然而社会权需要国家雄厚财政的支撑,所以社会权可诉性存在＂限度＂问题,即社会权可诉到什么程度,其衡量标准是＂国家最低核心义务＂和＂基本生活水准＂,这个标准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是可以量化的。有社会权权利主体,必然有义务主体的存在,传统理论认为社会权义务主体仅限于国家,然而随着公共治理的兴起,权力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承担起社会权的义务,且社会权国家中心责任有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的趋势。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义务与被告人质证权——基于霍菲尔德权利理论的分析

通过法规范解释作业，可窥见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证人作证以出庭为原则，不出庭为例外”的线索。因质证权的确权性立法缺失，证人与被告人、法院之间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没有形成“闭合回路”,缺乏法律关系联动的制度空间。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义务与被告人质证权具有“同生关系”,二者在霍菲尔德权利理论对应的法律关系元形式是“权利”—“义务”。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义务须以质证权作为参照物，且将二者置于刑事诉讼第一性规范下的“权利”—“义务”、刑事诉讼第二性规范下的“权力”—“责任”两对法律关系元形式联动情境中讨论才具有意义。应从立法密度、配套措施、体制改革及民众意识四个方面着手，构建质证权回归语境下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以期实现庭审的实质化和事实认定模式的转型。     

论婚内性权利及其维护

性的结合是夫妻关系的最大特征,性权为"基本的、普世的人权",婚内性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基本人权之一。婚内性权利对个人的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对个体的发展和健康,对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均具有重大影响。维护婚内性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积极维护婚内性权利。     

控权：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行政法的理性选择

当今全球已进入了风险社会。此背景下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选择对于行政法的发展以及实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行政控权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真正体现行政权的本质、作用、功能,为保障民主制度、保障公民权,我国行政法应该强调控权理论,保证行政权力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行使,并受到法律的监督制约。要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保证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控权理论是风险社会下中国行政法实施的重要理论基础。     

"传播权"溯源与再定义

“传播权”这一名词术语存在歧义,即到底应该将其理解为“传播权利”还是“传播权力”。从梳理“传播权”在西方国家的源流与发展演变及国内对“传播权”的阐释可见,“传播权”的实质是“传播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综合传播与人的关系、区分“传播权”与“传播权力”及考虑“传播权”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文章对“传播权”进行了重新定义,并指出了“传播权”的实践指向。     

家庭权及其宪法保障——以多元社会为视角

法学理论中基本权利的功能分类为我们解读宪法规范中家庭权的内涵提供了分析框架.对应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的法”两个属性,家庭权首先意味着公民除可要求国家遵守不侵犯义务外,还可请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履行对公民的给付义务;其次,“客观的法”属性的家庭权意味着公民可要求国家建立系统完整的家庭法律体系,以维护社会的客观价值秩序.国际人权文件中的家庭保护条款为我们框定家庭权的宪法保障范围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参考;公民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因应社会现实,拓宽家庭的内涵,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家庭权,这也是我国家庭权保障中有待完善之处.     

论行政权力的双重规定性:权利与义务

由于行政权力自身的矛盾性 ,即行政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的分离、行政关系与行政价值关系的不同一、“公共意志”与“权力意志”的冲突 ,行政权力就具有了双重的规定性。一方面 ,行政权力具有执行性、管理性和领导性的权利规定 ;另一方面 ,它又具有合法性、责任性和服务性的义务规定。权利特性与义务特性是辩证统一的 ,它们是行政权力两种内在的规定性。     

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

通过中部某省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显示,农村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而是与村组权力相关联,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以村组的土地权力为保障的。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利与村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民土地权利需要村组权力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而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村组的土地权力也才具有合法性。     

论我国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

从权利来源的角度阐述了我国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并从内涵上对高校学生权利进行了界定。从现实的角度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的受教育权、参与民主管理权、人身权、物质保障权、救济权等权利的保护存在的问题。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作为我国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构建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法律保护的构想：树立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法治化理念、完善我国高校学生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完善高校校纪校规体系等。从发展的角度提出高校内部权力的运行必须要以保障学生权利为根本,这既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舆论监督对权力的制约之法理解析

源于西方新闻自由理论的舆论监督思想,有其久远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法理依据。在法治社会,它被视为第四种权力,是权力制约多种模式中直接来自权力主体的制约。舆论监督是一种宪法权利,兼具私益与公益的双重性质。在我国,舆论监督机制的建立既需要立法的保障,又需要法律限权,它已成为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亲情伦理立法到亲属权利立法

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立法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亲属权利立法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本质差异。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在否定＂亲亲相隐＂的亲情伦理立法以后,却没有确立现代法律中共通的亲属权利立法原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双重断裂,导致诸多尴尬和悲剧。＂亲亲相隐＂制度对确立我国的现代亲属权利制度具有启发,但其转化重构是有所取舍的。我们需要从以家庭为本的亲情伦理立法到确认以人为本的家属权利立法,实现传统法的转化创新。     

现代社会的基本教育权型态分析

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权，是广义社会教育权的分解物，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殊规定性的国家权力，即以实现社会整体的教育权利为目的，并以满足服务于这一权利的要求为目标。由其它社会力量作为权利主体直接行使的社会教育权利，形成了与国家教育权和家庭教育权相对应的、由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狭义的社会教育权。地方教育权、学校教育权、教师教育权等，不过是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的衍生物     

韩非之权力主义“法治”论剖析

在韩非法治论逻辑中，人性基础上所建立的法律控制形式是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集人治与刑治为一体的专制主义；其所导向的必然是以权治法、以刑治民、以吏为师的权力主义法治形态及其意识形态；韩非理论；从反面说明了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提倡民本乃有权利意识，限制君权乃有制度理性，二者乃法治之本，前者为法治之“体”，后者为法治之“用”。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因素及其权力与权利的整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理论新视角

权力是由特定主体在法律认可的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实现管理需要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是一方凭借其控制和支配的,而为另一方所必需的某些社会资源,以实现单方面确认和改变人际关系、财产关系与其它支配关系的能力.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因素与权利因素交错主要表现为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监督权等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这些权力因素和权利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或权利的属性和特点,只有通过构造一种所谓"双向一体多层次"的权力监督体系和建立权利对权力的限制关系,并将其纳入到一种程序化的建构之中,才能彰显其特有的功能与价值,以实现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和对权力的制约.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高等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构建

通过对大学自治理论,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处理私人纷争并非基本权利本质属性等阻却高等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学说和制度障碍进行剖析;指出在人权保障及法治的理念下,应坚持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基础性与重要性关系原则,从法律权利与宪法权利不同层面、不同程度,通过违宪审查、民事、刑事、行政等不同进路,赋予公民高等教育权可诉性,以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浅议死刑犯的权利

自然人在死后产生两项道德权利与习惯权利——身体权与丧葬权,死刑犯作为死者中的特殊群体,死后亦应当享有这两项权利。从权利属性而言,死刑犯的身体权与丧葬权为死者生前人格权的延续,具有人格权与物权兼具的特殊属性。从权利位阶而言,身体权与丧葬权关系密切,丧葬权从属于身体权。死刑犯的身体权与丧葬权具有深厚的社会伦理基础,亦符合法律逻辑的题中之义,为解决现代中国死者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现实法律问题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方向,尤其对于解决死刑犯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法律问题提供参考。     

论作为“新兴权利”的公民启动权

新兴权利是为人权所统摄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可但未被法律确认或被保障的“权利柬（丛）”。公民启动权符合新兴权利的特征,是种“新兴”权利。将公民启动权制度化、法律化有助于加强对人权的保障与激活现有的法律文件监督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