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爱情婚姻戏的女性形象书写

元杂剧是元代戏剧艺术成熟的标志。其中爱情婚姻戏数量最多，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丰富、鲜明，个性突出。元杂剧爱情婚姻戏剧本继承了文学抒写爱情婚姻的传统，其女性形象书写的成功，得益于元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大量文人投入杂剧创作的结果，承载了元代文人仕途和婚姻的幻想。这些爱情婚姻戏中的女性形象符合女性善良、勤劳、包容的传统理念，元杂剧爱情婚姻戏塑造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明清戏曲发展重要影响。     

《西游记》中“红孩儿”原型在元杂剧中的叙事线索

吴本《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形象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元代前红孩儿的形象是以鬼子母之子的角色附于佛经中"鬼子母"故事而流传的。元杂剧中其虽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学形象,但故事叙述的大致线索都已出现,杂剧《西游记》中的红孩儿虽然仍从属于鬼子母的故事,但其对取经故事所起作用已大大加强;同时,元杂剧中也出现了铁扇公主的形象,这为后来吴本《西游记》对红孩儿故事的整合提供了丰富的叙事元素。吴本《西游记》出于叙事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对孙悟空正面形象塑造的要求,综合了元杂剧中的叙事元素,塑造了红孩儿这一生动的人物形象。     

论元杂剧中的商人妇形象

元杂剧中女性形象众多,商人妇作为其中特殊的人物形象,纷繁复杂,性格各异。商人妇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由来已久,在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中就有其身影,唐诗宋词中也不乏商人妇的形象。元杂剧中的商人妇形象在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元明曲学家杂剧分类解读

元明曲学家对杂剧的分类经历了从以人物类型为主到以内容为标准的过程。夏庭芝的《青楼集》中有关杂剧分类的文字真实反映了当时元杂剧的演出情况：首先，当时演出最多、最受欢迎的杂剧是驾头、闺怨、花旦、软末泥、绿林五类。其次，《青楼集》的分类折射出元杂剧表演的发展，杂剧脚色的日益完备，分工的趋向细致。一方面，小旦逐渐成为受爱重的角色，显示出元杂剧外脚的发展。另一方面，花旦成为旦本中颇受欢迎的门类，逐步从正旦中分离出来。     

元杂剧中的范仲淹形象解读

范仲淹在元杂剧中出现5次,均为朝廷重臣,手握大权,虽然不是正末,对剧情发展却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杂剧中的范仲淹形象统一,均为忠义的儒家士大夫,元杂剧作者对其都怀有赞美与敬仰之情,这与范仲淹自身魅力和元代社会风貌均密不可分。     

多维视角下的元杂剧研究述评

20世纪元杂剧研究成就巨大，元杂剧研究更成为一门体系性的学科。关于元杂剧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元杂剧进行研究，如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元杂剧中所体现出的民俗文化、元杂剧所体现的语法、元代文人与杂剧兴盛相互关系等。总体看来，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视角的多维性是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主要特点。     

元代杂剧在昆曲中的流存

元杂剧虽到了元末就已衰落,但杂剧的某些因素如剧目、曲调及演唱形式等,为明清时期的昆曲所继承。昆曲将元杂剧的剧目全本改编或选取单折,继续在舞台上流传;杂剧所用的曲调及其联套形式也为昆曲继承,但根据昆曲的剧本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异;昆曲在演唱杂剧所采用俚歌北曲时,也采用了依字定腔的形式。     

宋金杂剧与元杂剧

本文重新评价了宋金杂剧,探索了元杂剧的最直接的艺术渊源,证明了宋金杂剧不是滑稽戏,更不是“滑稽表演的片断”,或“只停留在叙唱故事的阶段”,而是一种已成熟了的戏剧。元杂剧之所以能很快地繁荣起来,是因为宋金杂剧为它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是因为元杂剧从多方面吸取了宋金杂剧的艺术营养。     

生命的凄苦悲歌——浅析90年代女性文学中“恶女人”形象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其中不乏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而在长期的女性文学研究中,有一类人物形象因其恶声、丑名被评论家们忽略,本文以此类“恶女人”形象为研究对象,展现当代女性不为人知的一面,探讨她们的生命际遇,表达女性作家对此类人物形象的深刻思考。     

钟嗣成《录鬼簿》划分元杂剧为“两期”说

我国最早明确提出对元杂剧分期的是近代学者王国维。他的《宋元戏曲考》主要根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对元杂剧作家的分类序列,而把分类的时间具体化。他说: 至有元一代之杂剧,可分为三期: 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     

维吾尔戏剧研究概述

维吾尔戏剧的研究历史,从时间上可以分成20世纪和21世纪两个时段。20世纪属于初创期,研究内容从八十年代的繁杂走向九十年代的集中。21世纪是研究的成熟期,研究的系统化和专题化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统观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从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到戏剧文学的整体关照;从局部地区、单一剧种的历史梳理到完整戏剧史的宏观构筑;从简单感官描述到戏剧本体的审美把握,维吾尔戏剧的整体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深入化和细致化的特征。     

从猪八戒的妖魔特性看《西游记》杂剧的“历难”主题

学界对《西游记》杂剧的研究集中于作者和成书年代考证、对小说成书的意义判断、杂剧文本的具体分析,后二者往往涉及剧中的人物分析。因此,文章从占据“一本四折”之多的猪八戒故事入手,通过考述杂剧中猪八戒的创作来源、自我表现和身份类同,确定杂剧中猪八戒形象塑造依然还处于妖魔阶段,以期有助于客观评价杂剧于小说成书史上的意义,并进一步归纳出杂剧的“历难”主题,以就教于方家。     

“十七年”戏曲电影女性形象探析

受到政策、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十七年成为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女性形象的建构是十七年戏曲电影的叙述主体、话语环境、社会表意机制相互交织和推动的结果,十七年戏曲电影中所构建的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一时期意识生产的组成部分。其女性形象主要有四类:勇敢追求爱情者;巾帼不让须眉者;不屈抗争者;新中国建设者。展现出女性独立自主与个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性别平等意识的萌发,女性叛逆性格与反抗精神的凸显。     

《雷雨》中的礼貌策略分析与人物塑造

以往戏剧文学分析主要集中于对修辞学、文体学、美学等印象式的分析,用语料统计和语言学方法进行研究较少。本文以中国戏剧代表《雷雨》为文本,用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框架对该剧重要人物的礼貌策略使用情况,以及礼貌策略与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说明如何通过礼貌策略表现人物的身份、等级、性别、性格和人物之间的关系。     

边缘化境遇下的放纵与卑俗——简论元代婚恋戏中书生群体性格特征

元代婚恋戏中的书生大都对女性姣好的容貌体态表现出倾心的慕恋，但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又往往缺乏坚韧的意志和足够的勇气，放纵而又怯懦，狂热但不免畏蒽，呈现出文化转型期下层文人带有普遍性的任诞与卑俗并存的矛盾性格。文章旨在分析认识元代书生这种群体性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的社会和文化诱因。     

《日出》人物性格及相互关系的语用学审视

文章选取著名戏剧作品《日出》中的一个片段,运用话语分析理论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话轮转换等语用学理论来分析戏剧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人物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说明语用学理论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戏剧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可以更准确地解读作品和人物。     

假借造字法探究

针对古代汉语文字教学中的疑点 ,该文认为许慎所论“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的假借为造字之法而非用字之法。从教学实践出发 ,兼及主要学者学派的观点 ,该文将“假借”概念分为广义假借与狭义假借。词义引申而假借和本有其字的假借应看作广义假借 ;“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的造字假借应看作狭义假借。它是古今字产生的基础之一 ,是表意字与形声字之间的桥梁 ,在汉字发展史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道具：《三国演义》与皮夹克——浅议电视剧《红日》道具的设置和运用

电视剧《红日》的改编,成功地设置和运用了两件道具——《三国演义》和皮夹克,把叙事主体“三大战役”连成为一个完整的事件。这两件道具在剧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冲突的安排、全剧的组织结构和深化作品主题都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雪莱《钦契》的文类及文类政治研究

《钦契》是雪莱的一部取材于意大利真实历史事件的诗体悲剧,它在雪莱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国内很少有人关注它的价值,而国外这些年的研究多从戏剧艺术与人物、互文性、社会历史、宗教、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角度进行。本文另辟蹊径,采取文类研究方法,从文类政治角度对《钦契》进行研究,力图证明它是一部哥特式文学作品,进而说明作者充分利用这种文类的潜在的功能表达政治主题,实现对传统哥特文学的超越。     

论《床上的爱丽斯》中配角的选取及其独特作用

作为苏珊·桑塔格戏剧代表作之一,《床上的爱丽斯》塑造了近十位配角形象,形成了配角形象系列。这些容易被忽视并被悬置的人物在整本戏剧中作用明显,他们通过自身的言语和形体动作对戏剧内容的建构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推进情节发展、凸显主角形象和深化戏剧主题三个方面。这些被悬置的角色在与主要角色的交互活动中,共同将这出戏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