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曲调的组合形式考述

昆曲的曲调有南北之分,其组合的形式有不同的特征。南曲有引子、过曲、尾声之分,按曲调的性质、结合版本同脚色与具体剧情来组合;北曲沿袭了元杂剧的曲调组合形式,但因昆曲上场脚色皆唱,其套式的稳固性受到削弱。昆曲南北曲合套的组合形式,实是受杂剧一人主唱的影响,北主南从。     

从南戏-传奇、元杂剧到明清南杂剧--试论南杂剧对南北戏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南杂剧是在以前的南北戏曲文化的土壤里孕育成长的,因此南杂剧在曲调体系、曲调运用、演出体制、剧本形式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以前南北戏曲文化的传统;但同时南杂剧在许多方面又有所发展与创新,这些发展与创新使南杂剧成为继南戏-传奇和元杂剧之后又一新的戏曲体制.     

北曲在明代衰亡史略考

以北曲演唱的杂剧,在元代达到它的鼎盛时期,不仅北方人以北曲撰写杂剧,南方人也染指于此。但到了明代,因历史条件与现实生活要求不同了,不仅杂剧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异。甚而连北曲演唱也渐渐沦没了。周贻白先生《明人杂剧选·后记》一文指出: “到了元代末年,元杂剧的作者,已多为南方人;戏文的演唱,也为北方勾栏所兼习,院本则南北皆     

沈璟及其昆曲杂剧

作为一代昆曲大师 ,沈在杂剧创作方面也有所染指。这方面最值得提出的是他将杂剧形式正式引入了昆曲领域 ,创作了《十孝记》和《博笑记》两部短剧集。它们在演唱音律方面显然和他的传奇一样 ,同属昆曲的范畴 ,准确地应称之为昆曲杂剧 ,以与杨慎、许潮乃至徐渭、汪道昆等人的作品区别开来     

论明代宫廷杂剧上下场的处理

明代宫廷杂剧的上下场处理充分体现了宫廷杂剧程式化的典型特征,既继承了元杂剧的创作传统,又有自身的精炼和整饬,虽然不免有些千篇一律,但其在杂剧史上程式化、规范化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可以说,元杂剧的创作规范在明宫廷杂剧这里更加提纯,形成更精炼整齐的创作样式。     

元杂剧衰因新探

元杂剧为什么会衰亡?这是文学史界和戏曲史界历来所关心的问题,不少行家对此进行了探讨,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指出元中叶后,杂剧创作中存在着严重脱离生活、逃避斗争的倾向,以隐士、妓女生活为题材的神仙道化剧,偷花翠期剧,以及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供奉庆贺剧充斥舞台;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的演唱体制也远远不能满足观众的欣赏需要,内容和形式上的保守性阻碍了元杂剧的发展。这些真知灼见,对于研究我国戏曲史的发展规律,不无参考价值。     

魏良辅与新声昆山腔

新声昆山腔的形成是一个延续二百余年的演化过程,而魏良辅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他所领导的昆山腔改革大致包含以下四项内涵以苏州语音为基准,制定声腔格律规范;雅化声腔曲调,丰富演唱技巧;融合南北声腔,同时保持二者各自的艺术风格;建立并逐步完善昆曲场面.     

沈璟对昆曲曲体的律化

魏良辅虽对昆山腔作了改革,但没有对昆曲曲调的格律作出具体的规范。沈璟则对昆曲的曲体提出了具体的规范,不仅对曲调的四声及用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且编撰韵谱与曲调格律谱,为昆曲作家填词作曲提供规范与借鉴,使得昆曲的曲体得以律化。     

“杂剧十二科”论说

"杂剧十二科"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这种分类与宋代"说话"家数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同时,它与<青楼集>提及的杂剧分类也有联系."杂剧十二科"的分类法,一直因其琐细又交叉重复而受到人们的质疑.可是,如果我们结合现存的元杂剧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它不乏合理性.     

顾随杂剧的体制通变与情感寄托

顾随所作杂剧六种,既自觉继承元杂剧的体制规范、结构特色与风格特征,努力维护和传承杂剧的艺术传统,又着意尝试变革杂剧传统的某些方面,在新文化背景下寻求杂剧生存与延续的可能性。顾随杂剧既继承了中国戏曲叙述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剧诗传统,又自觉借鉴和运用西方戏剧观念,寄托着理性精神和哲学智慧,从而在思想内涵和精神指向上与传统戏曲表现出显著不同。顾随一代戏曲家的传奇杂剧创作展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最后命运和思想艺术光辉,也寄托着对其未来出路和最终命运的沉重思考。     

永嘉昆剧与海盐腔

戏曲史家通常认为浙江温州（永嘉）是宋元南戏的故乡,在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史上,温州有其特殊地位。南戏在温州一带产生后,很快就传播到浙江各地及邻近的江苏、福建许多地区,并且出现了以这些地方为名的各种声腔,其中最早的是海盐腔。海盐腔滥觞于宋末而盛行于明代嘉隆以前,一度成为一切南唱的代表。昆山腔崛起以后,海盐腔仍在各地上演。现在“永嘉昆腔”中称为“九搭头”的各类早期南曲曲牌．可能就是海盐腔的遗音。与“永嘉昆剧”相类似的,尚有浙西金华一带的义乌“草昆”、浙东台州一带的“黄岩昆”及浙东、浙西“三合班”里的一些早期南曲曲牌腔。     

论昆腔传奇的人文精神

昆曲艺术兴起的16世纪前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迅速生长,市民阶层壮大、崛起并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和主要的戏曲受众。这致使昆腔传奇显现出全新的价值观念和时代精神,在戏剧舞台上展示出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生活场景。     

语调变体解构

正确把握语调变体是言语交际成败的关键;口语中不同语调的使用表述了说话人不同的思想感情和态度.也正是这种语用语调的变异导致了语义理解和思想表达的细微差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本文从语调功能,常规语调运用及语调变体三个角度,以翔实的例句分析,对英语语调变体进行解构.     

从剧诗到单折戏——论明杂剧对文学体裁的两个贡献

剧诗归根结蒂属于诗,衡量剧诗的标准只能是诗,不以赋形舞台为直接目的.中国古代最典型的剧诗便是明代文人南杂剧,它们中虽多有被称为不能施之场上的案头剧,一直被戏曲史界所轻视,但视作诗歌却自有创新之处.另一方面,明代开始形成并成熟的单折戏,直到清代都不断有人创作和演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在于选题严肃、线索分明、结构紧凑,自始至终为一个完整行动所贯穿,且具有一定的广度和长度,自成一个整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单折戏即可以被看作近代意义上的独幕剧.以写意抒情为宗旨的剧体诗及中国式独幕剧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体裁领域的新突破,明杂剧作家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

在《西游记》研究中,《朴通事谚解》常被引用来证明《西游记》在元末已经基本定型。文章认为这个证据要大打折扣。刊印于1677年的《朴通事谚解》的祖本虽成书于元末,但它作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却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汉语以及汉语背后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它包含了元代同时又加进去了明清两代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它作为纯粹的元代文本加以引证。与《朴通事谚解》比较,今存的元代和明代前期描叙唐僧取经的杂剧和美术作品,故事都要稚拙得多,令人怀疑《朴通事谚解》对《西游记》平话的叙述可能经过了明清人的改动和增益。     

《九歌》的体式与原始"倚声填词"臆测

文章将《九歌》与《九章》的体式进行对比,发现二者篇幅一短一长,体式一复杂多变一简单,其中"二湘"与"二司命"在篇幅、句式及押韵换韵等方面都相同或相似。因此,推测《九歌》既是据楚民间"九歌"的改创之词,又是倚"九歌"曲调而填写的歌词,即屈原《九歌》是据"九歌"的九支曲调填写的十一首诗歌;进而论证"倚声填词"之法并非起于唐宋或六朝,而是古已有之。     

新昆山腔的曲律规范与汤显祖剧作的"失律"

经过魏良辅的改造,新昆山腔具备了“磨调”的唱法和“转喉”的发声技巧,并对曲唱的字声提出了规范要求。而沈璟又在曲谱上对它进行更为苛刘的限定,反使之成为传奇的束缚,限制了剧作家的才情。对唱腔曲牌的“犯律”并不始于汤显祖,只是平仄和押韵的不谐,不方便以吴语为基础的昆腔“转喉”的唱法。因此被吴中文人指责为“失律”。     

元杂剧宫调、曲牌运用情况的量化研究

本文以宫调使用规律与其相互关系———宫调用途———曲牌间的相互关系为阐述思路 ,对元杂剧宫调、曲牌运用情况进行量化研究。首先阐述元杂剧中宫调的使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 ;其次 ,结合前人与今人对宫调用途的观点 ,试探讨元杂剧中宫调的用途 ;最后 ,通过了解曲牌的复现率来探讨曲牌间的相互关系 ,并尝试提出与传统的“套”相区别的“组合”概念     

《金瓶梅》对明传奇的描叙及其戏剧史价值

《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明清通俗小说创作开始对世俗生活进行全面细致的再现，并力求突出生活真实的全新阶段。它对当时社会常演的传奇剧目、曲词关注较多，并较早描绘明代嘉庆、隆庆年间传奇各大声腔消长的历史景象，其成书时间与明中期传奇声腔发展状况相互参照，具有重大意义。《金瓶梅》写及明传奇的方式多样，作用不一，虽然有些方面并未完全达到作者创作的预期目标，却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