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增权理论视域下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尊严问题研究

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由于我国传统二元体制下所产生的排斥惯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尊严、社会尊严、就业尊严、制度尊严等方面严重缺失,成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尊严的增权途径是:畅通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给新生代农民工以平等的政治权利;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给新生代农民工以平等的社会权利;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让新生代农民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增强人文关怀,让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尊严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诉求：基于社区载体与路径选择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有融入城市社会的诉求。但总体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仍然不容乐观,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重要载体。以社区为切入点,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体系中,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语言城市化研究

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语言生活的新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尽快完成"语言城市化"。对新生代农民工语言城市化现象进行分析,能够看清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的优劣势,帮助其扬长避短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在语言资源能力、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语言技术能力等方面进行了适应和调整。从语言经济学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语言城市化效果较好,多数人以较少的投入获得了较多的收益,整体的经济状况和工作状况都优于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稳定影响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北和四川五个省市2 000名进城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和100名农民工实地访谈,尝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基本现状、社会期望和社会公平感等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平偏低,缺乏社会归属感;社会期望日益提高,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相对滞后等问题,力求采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幸福度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的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调查研究

基于2010年8月在厦门市对近千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现状。研究发现：（1）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较强,其中,生产方式的适应性最强,紧接着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心理归属,而对语言的适应性相对较差;（2）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文化适应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性别、学历、是否是独生子女、是否有务农经验、外出打工时间、每天工作时间、每年工作时间、月消费水平和对工作满意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3）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惰距的特征,进而导致了市民化路径和村民化路径两种不同的文化适应路径,选择市民化路径、消减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惰距,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两代农民工生存方式代际差异分析研究

受教育程度、时代变迁和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内部产生了巨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务工目的、流动范围、职业选择、劳动条件、生活方式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了解和正视这些差异,能更好地把握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获得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与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很多新的特点，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不但没有多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越来越严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令人担忧。     

排斥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里安家立业。然而,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在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适应性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资本的缺失,称为内因;二是社会体制的阻碍,称为外因。因而,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社会资本、破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层面去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     

从教育的角度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新群体,具有其独特性,需要更多的关注。从社会分层和文明发展的角度上来讲,新生代农民工要有好的发展,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只有不断地提升自我的受教育程度,做到脱嵌、接纳、重塑和融入,才能摆脱他们在城市中的边缘地位,才能够真正地增强社会适应力,为城市所接纳。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调查与思考——以江西省广丰县农民工为样本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中国生产力大军的主要力量。对江西省广丰县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生产、生活方式更具城市化。他们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仍面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很难跨越的障碍,导致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社会要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信心,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而继续教育是提升农民工综合能力、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重要路径。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教育内容供给与需求脱节,教育形式单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为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应积极发挥其主导作用,不断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健全教育机制,构建满足多元需求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并持续增加财政投入,提供充分经费支持。     

媒介的延伸: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传播学探索

近二十年是中国媒体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也恰好是最早的一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开启城市历程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传播环境,尤其是城市传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全面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媒介的全方位延伸深刻地嵌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他们城市适应的过程。媒介的影响力则渗透、延伸至整个过程中,从心理认知、思想观念、生活能力、现代性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进而改变了其城市适应的方式、状态与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市民化已是大势所趋。可是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制度上的限制等却阻碍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为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深化制度改革,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性量表的编制

为编制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性量表,采用整群抽样法,先后分别抽取2000名和160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初测和重测,严格按照量表编制的基本要求,考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适应量表包括：生理适应、情绪适应、生活适应、认知适应、职业适应、人际适应6个维度.因素分析结果显示,6个维度可解释总方差的46.760％,各维度的项目载荷在0.352～0.753之间;各量表的Cronbach＇ sα系数分别为0.667,0.810,0.828,0.802,0.820,0.770,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5.由此得出结论：所编制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适应性的测量工具.     

乡村社会网络的利用与再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是一个对传统乡村网络充分利用和改造的过程。研究发现,由老乡和血缘关系构成的乡村原生的社会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倚仗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它在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意向,加快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通过城市生活中的非正式交往以及加入老乡会和地方商会等团体组织,乡村社会网络得到了扩展和改造,并在创业过程中发挥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乡村社会网络中家人和亲属的支持贯彻创业的始终,从而构成最持久、最稳定的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