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不作为行政违法司法救济的思考

为了对不作为行政违法实施充分有效的救济 ,应扩大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范围 ,将损害公共利益的不作为行为、抽象的不作为行为和损害相对人权利的各项具体不作为行为 ,都纳入司法救济 ;同时应将行政内救济优先、司法救济最终、救济机构地位独立、社会干预、检察机关主动介入等原则 ,确立为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原则 ,并且 ,确定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方式应该是 :宣告不作为行为是行政违法、责令行政机关限期履行行政行为、责令行政机关赔偿损失、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论对行政不作为行为的司法审查

行政不作为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其违法可能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损害公共利益.司法审查是纠正行政不作为违法的一种有效手段.应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将众多的行政不作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并通过多种判决形式的设定与有效运用,使司法审查的功用落到实处.     

行政不作为违法之国家赔偿责任

行政不作为违法以现实的行政作为义务存在为前提,以行政主体能够履行而未履行为必要。怠于行使自由裁量作为义务的行为只要违反合理原则即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因行政不作为违法造成相对人损害,只有在相对人具备公法上请求权时,方有可能成立国家赔偿责任。作为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必须区分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分层次考察,其中行政不作为违法作为损害产生的原因力是从行为的社会意义角度理解的。     

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

中国司法实践面临着生物多样性相关立法分散、规制目标不明确的现实困境。法院在审查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案件时，对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审查欠缺针对性；在对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中，法院的司法审查内容不全面、审查强度不一致，通常倾向于采用结果标准，以生态环境损害的实然结果作为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标准，这种高强度审查方式客观上违背了职权法定原则。因此，对于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完善，应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司法证据，以保证全面且有针对性地审查生物多样性损害；应采取过程性审查方法，对行政不作为中的裁量行为进行全面检视来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同时以司法尊重原则为导向合理调整司法审查的强度。     

我国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执行公务给相对人造成精神损害,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既是我国宪法和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要求。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行政精神损害案件的发生,给我国行政精神损害的立法、司法以及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我国的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还存在很大缺陷,亟需完善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关于行政不作为及其救济的理论探析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现象也越来越受人关注,虽然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不如行政作为的违法来得明显,但其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害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实践中,行政不作为的提法尽管已被法律界普遍接受,但从立法的角度并没有对行政不作为有足够的重视,甚至在相关的法律条文中也难以找到对行政不作为造成的损害所应有救济措施,即便是对行政不作为的定义法律界也有各不相同的解释。本文仅就行政不作为的界定以及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救济可以论述。     

浅析行政承诺不作为的救济途径

行政承诺不作为是行政主体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行政主体自己依据职权创设的产生公众信赖的积极义务。当行政主体不履行其承诺的义务势必会造成政府诚信危机,影响服务政府的构建。因此探讨行政承诺不作为的救济途径,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现实必要性。     

论行政不作为违法

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种,行政不作为违法是行政违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进行司法的最终救济,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司法监督抽象行政行为机制的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体制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 ,难以完全有效地发挥应有作用。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特点及现状 ,构建司法监督抽象行政行为机制是实现依法行政、完善司法权、提高诉讼效率、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履行对WTO规则的有关承诺的迫切需要 ,应在借鉴国内外行政诉讼的经验基础上通过修改行政诉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监督     

行政相关人初探

行政法理论和实践都将着眼点放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上,忽略了另一部分人———行政相关人的存在。行政相关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指向的对象,但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影响;现行立法、司法实践对其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使其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应切实加强对行政相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行政权不得推定与行政权法定的实现

行政权推定行使,已成为行政权越权、滥用的基本口实。本文从权力不得推定出发,阐明了行政权不得推定的理由依据,指出其现象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权法定,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了基本界域。     

论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准确认定

领导责任是领导人实施领导行为时应当承担责任形式的总称,在具体认定时可细分为非法律责任(即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可划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就行政领导人而言,是否要承担行政责任的关键在于有无实施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行为.行政领导职责的表现形式虽然纷繁复杂,却总以利益的妥善衡量、资源的合理分配、程序的适当关注和组织的正常运作等为依托,其实质是行政裁量权的运作.因此,对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认定,必须以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责任行为为标准,正确划分合理裁量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界限,依此方能作出准确的处理.     

试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计划仍然是国家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但行政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应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受到行政法的规范与行政法原理的约束,而不能游离于法治之外。要协调好行政计划与法治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加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重点应明确行政计划的法律依据,完善行政计划的程序,强化对行政计划的法律救济,以实现行政计划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目标。     

论公共行政体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冲击下,更加明显。在行政主体概念的外延已经发生嬗变的情况下,应该把现有行政主体分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公共行政体只是指在公共行政组织体系中能够代表行政主体依法独立行使公共行政职权,并对其公共行政行为以担当行政争议当事方的方式,承担形式法律责任的组织。     

试论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

在依法行政、服务行政和参与型行政的背景下,以契约手段达成行政目的已成为我国实现行政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虽然在理论上认可了行政契约的存在,并开始对行政契约进行研究,实践中行政主体也大量运用缔结行政契约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但学界对于行政契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关于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意思表示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立法上亦缺少专门的规定。实际上,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在行政契约的缔结、履行等环节中,行政主体不是机械的法律执行者,而是存在着独立的意思表示,并在相当范围内享有意思表示的自由空间,同时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相对人互为意思表示。     

行政管辖略论

行政管辖是行政机关之间就某一类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理所作的权限划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辖的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力就是行政管辖权。行政管辖可分为一般管辖与特殊管辖。就对某一事务何者享有管辖权,行政机关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即为行政管辖的争议。依据争议的不同类型,对其可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论行政指导的行政诉讼问题

行政指导存在侵犯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应允许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指导侵权主要由于有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个别行政人员素质低、观念陈旧、责任不明确以及救济制度缺陷等。该类诉讼可以分为撤销之诉、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等类型。行政相对方提起该类诉讼,宪法及有关法律存在根据。应当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有关制度,各级法院应当积极履行审判职责,切实负起保护公民权利职责。     

以行政文化发展推动行政改革深入

行政文化通过历史的积淀 ,对行政人员的个性、思维方式和行为都有影响和制约 ,无形中决定着行政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同时影响行政组织的结构和效率 ,进而极大影响着整个行政体系的构建 ,这成为制约行政改革进一步推进的深层次原因。因此 ,需要从发展行政文化的角度推动行政改革的发展。行政文化是对行政、社会变革所做的文化心理准备 ,也是对行政、社会变革从文化上做出的总结和巩固 ,是推动变革的关键所在。     

关于公共行政变革与行政行为理论发展的探索

随着公共行政变革的逐步深入,原有的行政行为理论已经不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突破原有思维的影响,进一步界定行政行为的概念,扩展其范围,以改造和发展现有的行政行为理论,促进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的发展,适应公共行政变革的要求。     

行政规章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问题研究——以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库判决为考察对象简

在当今行政国家,行政立法活动是最为频繁的立法活动,行政立法已成为当代行政机关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我国的行政立法,尤其是行政规章立法与日俱增。由于法律对行政规章效力的模糊规定,导致行政规章在司法实践中遭遇尴尬。文章将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选取30件涉及行政规章的判决进行研究．找出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对待行政规章的态度,分析行政规章“遇冷”的深层原因,为行政规章的完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