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行政体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冲击下，更加明显。在行政主体概念的外延已经发生嬗变的情况下，应该把现有行政主体分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公共行政体只是指在公共行政组织体系中能够代表行政主体依法独立行使公共行政职权，并对其公共行政行为以担当行政争议当事方的方式，承担形式法律责任的组织。     

行政主体概念的缺陷与完善刍议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难以与时俱进地反映公共行政社会化、行政权力分化与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冲击与要求。文章借鉴西方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结合我国实际将现有行政主体概念一分为二,称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以期克服现有行政主体概念的缺陷,拓展行政法学研究的新视野。     

关于公共行政变革与行政行为理论发展的探索

随着公共行政变革的逐步深入,原有的行政行为理论已经不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突破原有思维的影响,进一步界定行政行为的概念,扩展其范围,以改造和发展现有的行政行为理论,促进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的发展,适应公共行政变革的要求。     

治理理论视野下我国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解读

在现代行政法治观念下,我国公共行政主体正由一元向多元扩张。治理理论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政府管理,也更多地强调了公共管理的社会化。为了达到共同的社会秩序目标,国家把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活动交给非政府组织去完成,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这就必然促使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我们将这种多元化的行政主体称为社会行政主体。社会行政主体在形成之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社会行政主体的救济制度,以促进我国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和谐发展。     

行政法律制度变迁与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行政对行政法律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对行政组织制度的影响 ,表现为继续推行传统的行政组织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同时 ,注重培养非政府公共管理部门 ,即“第三组织” ;行政行为制度应当回应以相对人为中心的新公共行政理念 ,注重相对人的参与与民主化 ,注重非强制行政行为的运用 ;行政程序制度的崛起是新公共行政理论对行政法律制度影响的又一具体体现 ;行政法制监督和行政救济制度的加强 ,监督对象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是新公共行政的必然要求。     

论公共行政对行政法的冲击

公共行政的发展对传统行政产生了重大影响,旧有的行政法理论在行政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行政救济范围上已不再适应现实的发展,理论上应对此有所回应。我们应该打破旧有思维的影响,扩大研究的内涵,在行政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行政救济范围理论上有所突破,把非政府组织、非强制行政行为纳入行政法的研究领域及给予相应的救济,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论公共行政的道德基础

公共行政的道德基础就是在公共行政组织的构建和运作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伦理精神、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在其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等道德内涵的总称.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我国公共行政组织及其运行的道德基础,特别是从公共行政的政治伦理理念、公共行政中的利益关系--道义关系、公共政策制度伦理体系等方面,来反思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共行政组织运行的道德基础,对我国公共行政法制化建设和道德行政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行政法的合作理念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公共行政演变的分析

随着公共行政的演进,服务行政呈现出以"权力"为中心的恩赐形态到以"满足公共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直至以"官民共治"为核心的合作模式之发展脉络。服务行政是对秩序行政的发展,而以"官民共治"为核心的合作理念则是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昭示。公共行政发展与行政法理念革新一直存在互动关系,行政法合作理念的确立,应在行政观念、行政主体、行为方式、行政救济等领域得到具体体现。     

论公共行政的现象学方法

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运动,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它对公共行政的影响,始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公共行政的诞生,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诸多经典理论均公开承认受到现象学的深刻影响。但是,目前学界对现象学如何影响后现代公共行政的阐释还较为欠缺。基于现象学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双重视域来看,公共行政的现象学方法的宗旨是在公共行政的各要素之间建立相互连贯的辩证联系,祛除公共行政的二分法模式;其基本原则是重视公共行政的意向性、境域性和流动的结构性,理论指向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主体和主体之间、主体和自我之间;它注重考察事物的边缘域,关注那些易于被忽略的诸如过去、将来、境域、少数群体、深层意识等“不可见”因素与焦点事物之间的辩证联系,揭示公共行政的流动性、多样性、他在性的面孔,提倡更加多元、包容、一体的行政世界。     

论我国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实现路径

公共行政承担着行使公共权力、促进社会正义的职责,因此必须对公共行政行为进行规范。实践证明借助于法律单向控制的传统手段已不能满足民众对于责任政府的要求,因而必须通过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来实现公共行政的良好运行。文章提出从社会环境、公共行政组织及行政人员三个层面来促进服务行政模式的转变,为实现公共行政道德化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标准的重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违背了行政诉讼的目的、混淆了实体和程序问题、造成权利救济的范围狭窄、导致被告的确定复杂化,因此亟需进行重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应当以行政公权力行为为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使行政公权力的其他组织甚至船长、机长等均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     

行政公诉的法理与制度建构——一个法律监督的视角

我国行政公诉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公诉的特点,我国行政公诉既是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从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界定行政公诉的范围,将督促行政主体履行职责作为提起行政公诉的前置程序,以节省诉讼成本,提高监督效率.基于检察机关拥有特别的公权力,检察监督具有明显的司法性、专门性、专业性,以及为了防止行政公诉的恣意,诉讼中应当以检察机关负举证责任为原则,行政机关仅对其控制的行政信息情报、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害案件涉及的高度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负责举证.     

从行政主体到功能标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全国各地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我国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因在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接受性考虑，应在与行政主体理论分离基础上，从功能标准考虑，以是否依法享有、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权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重构逻辑，它具有不再脱离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实际、不再过分注重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职权、不再局限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合一等优势。在进行具体重构时，可从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名”“实”相统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质”、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合法性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量”、以最先受理原则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受理权冲突等方面努力。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

长期以来 ,行政管理学界高扬效率、忽视伦理的主题定位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从产生时起就与某种伦理价值观相联系 ;公共行政管理必须围绕着“公共利益”而建构和运作起来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对公众负责、公正、合法性、多样性、正义等特征。结合行政管理的过程分析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规范主要内容为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     

论公共行政人员的具体德性

德性是社会的人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即人的道德存在,它是社会的人得以确立的根据之一。公共行政人员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应当具备最为基本且最能符合公共行政时代主旨的德性,具体包括公共利益至上、慎用权力、责任本位、反思平衡和行政忠诚。     

浅谈行政合同主体

本文针对我国学界及司法实践中行政合同主体界定存在的分歧,提出行政合同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其主体的特殊性,而在于行政合同的签订涉及公共利益,具有超越私法以外的合同条款,从而适用行政法规则。     

试论我国建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可行性

早期的行政组织概念缺乏法律语境,研究方法和思路过分迁就行政组织学,过多的行政组织学意义而失去行政组织法律人格意义,显得苍白和空泛,不利于行政组织法的健康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行政主体概念源于行政诉讼理论阐述的需要,也缺乏全面的概括性和合理的涵盖性。行政法人概念恰恰弥补这些不足,其自身既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底蕴,也具有符合我国行政法实际应用的较为宽泛的外延,它配合学界已有的较为成熟的行政主体概念,可以摆脱目前行政主体概念面临的困境。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