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发展趋势分析

现代行政事务日益增多,行政职权不断膨胀,公共行政和法治理念随之发生变迁,行政法需要不断更新。行政法发展呈现新的趋势:平等、合作的行政法人文精神正在形成;行政权的正当化理念变迁;行政法由单一的公法到公法私法化融合;行政组织法变迁、放松规制和重新规制等。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行政法平等原则

依据服务型政府理念,公民是政府的服务对象。服务型政府理念以平衡论为法治理论基础,体现在行政法中就是行政法平等原则。行政法平等原则以行政相对人为本位,即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强调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以行政相对人为本位,以行政法平等原则为核心原则,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关键。     

行政行为服务理念刍议

行政行为的追求目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WTO的需要,公法与私法的融合,行政法上"平衡论"的推波助澜,公共行政改革的进行,行政行为的价值追求逐渐转向了服务大众这一总体目标。文章分析了行政行为服务理念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在我国现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试图为政府行为指明努力的方向。     

服务与合作: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和谐关系的建立

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达致政府公共行政权力与公民(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与和谐关系具体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服务与合作。这种服务与合作关系是由政府公共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同一性所决定,并符合行政法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因此,我们应当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并有效运用二者的同一性,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     

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对行政法法典化路径的启示

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已对当代中国的行政法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中国之治”的基础规范。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为行政法法典化提供了明确指引：行政法法典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根本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任务。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法典化方向,必须在法典中确立政治领导原则;加强行政法与党内法规组织体系建设的衔接;构建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党政协同治理体系;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化任务,必须在法典中融入人民至上的行政理念;加强行政法典的民主协商制度建设;打造用权为民的党政协同治理方式;注入优秀传统行政法治文化元素。     

行政法视野下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的构建分析

从宪政与政府再造两个层面阐述了公民行政参与的价值,分析了传统体制下中国公民行政参与的匮乏,认为现阶段我国仍存在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不足的现象.以人文主义为精神核心的现代行政法,为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提供了理论与制度支持.     

提升行政相对人之法律地位略论

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与服务行政观念的确立已使行政法学界较多地关注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传统理论过分注重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轻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行政法律关系以直接管理为主导,不利于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行政法朝着文明、民主及科学的方向发展。得益于行政法理论的进步和行政活动实践的发展,试就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提升问题作一阐释。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法的影响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兴起于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也波及到了中国的政府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对中国的行政决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作为以公共行政为调整对象的行政法必须应实践中行政变革的需求,从制度建设上进行调整。本文从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等三个方面来阐述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法产生的影响。     

历史语境下行政法特质的解读

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使得行政法随之发生嬗变：传统视阈下，谈不上行政法治。到了近代，行政法从限权到控权，从一种消极的、形式上的法治到一种积极的、机动的法治。现代视阈下，行政法与公共行政的关系被不断地调适，突出表现为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合同和行政救济的运用。现代中国的发展同样需要有自己的行政法体系，从行政权、行政行为这两个基本的行政法范畴入手，探讨和谐社会语境下行政法的特质，可利于不断完善行政法体系，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力量。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基于社会连带性的行政法治化路径

建立在行政权与公民权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传统模式行政法难以回应日益发展的行政实践需要,构建以"合作"为核心理念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服务—合作"良性互动的和谐行政法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法学应以构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为己任,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置于一种"服务—合作"的良性互动情境中,而非传统模式的对立斗争关系。有鉴于此,应改变传统从对立、制约角度分析行政法律秩序构建的路径,而以社会连带关系解读行政法律秩序的构架,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置于一种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之中。     

公共行政的历程:从效率到服务

公共行政的目标模式正在由效率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变。公共行政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了这一点。效率行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适当的,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效率行政已经无法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共行政的效率目标模式因而受到怀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目标模式,即服务目标模式正在得到普遍认同。     

公共行政道德化: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观的现代价值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和经济为核心价值。新公共行政学派强烈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经济观,认为必须把社会公平引入公共行政中去,并作为其基石和核心,才能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公共行政道德化是社会公平的现代启示,它包括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两个维度,包括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4个基本意涵。     

集约式行政及其成效分析

在20世纪90年代后,行政服务中心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中纷纷涌现.其主要以服务精神为指导,遵循便民原则,将政府大量行政审批项目都集中于中心的组织、管理、协调、监督之下,统一集中地为公众办理审批项目.从这一新型的公共行政模式出发,通过背景分析,阐述其发展历程,以及成效、不足和相关对策.     

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解构与重建——后现代主义的指向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由来已久。在后现代主义的指向下,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所指的＂保护行政免受质疑＂,而是指民主治理中行政角色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公共行政领域从未能有效地处理过这一问题,因此,后现代公共行政主张对现代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核心——＂理性的人＂的治理模式和官僚制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利用合作实用主义、公共能量场、政策网络话语等重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论公共行政对行政法的冲击

公共行政的发展对传统行政产生了重大影响,旧有的行政法理论在行政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行政救济范围上已不再适应现实的发展,理论上应对此有所回应。我们应该打破旧有思维的影响,扩大研究的内涵,在行政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行政救济范围理论上有所突破,把非政府组织、非强制行政行为纳入行政法的研究领域及给予相应的救济,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塑造公共行政理念提升行政文化境界

行政文化是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范畴,行政理念是公共行政的灵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核心是确立正确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树立和强化人本行政、公共服务、依法行政、结果导向、公正廉洁、科学预见、高效便民、公开透明、开拓创新、和谐善治等十大理念.     

中国农村治理体制:检讨与创新

本文对我国"乡政村治"农村治理体制进行了历史检视,认为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主要存在着"村治"流于形式、"乡政"合法性不足、农村治理陷入困局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农村治理体制的总体改革思路,即以村落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农民公共生活共同体;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探析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1]笔者结合西安市社会管理现状与问题,提出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该模式以"赋权参与、以人为本、合作共治"为治理理念;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为治理主体;以信任、协调、整合和互动机制为治理机制;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弱势群体,完善社会运行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等为治理职能;以"1+1+4"组织管理结构为组织治理结构。     

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

政府行政模式(model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是政府行政理念、行政职能、行政目标和行为方式的总称；它与一定的环境背景相适应，并随着环境背景的变化而转换。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21世纪政府公共行政面对的新环境，WTO的加入使这种新环境对中国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更加严峻。全球化和WTO的加入必将促进中国公共行政的新发展和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因此，如何在认识中国当前政府公共行政的问题与特征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这种新环境对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与冲击，并探寻政府行政模式转换的途径，成为了当代中国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应当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论公用事业规制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

现代行政的模式已经由过去的单方、高权行政向双向互动、服务给付行政过渡。政府规制活动也由以往的政府单向、高权等硬性规制向开放、柔性、对话规制迈进。这种改变使得规制行政法律制度框架理论也要随之作出调整和革新:进一步凸显法治行政理念引导下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政府规制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将以契约为核心的私法理念有机注入传统政府规制行政法律制度中;适应政府规制手段柔性化以及环境规制等新型规制内容的出现,积极拓展司法权对政府规制的审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