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责任:伦理维度与建构逻辑

公共行政责任与道德、伦理息息相关,有其独特的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本文以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基本背景,考量公共行政责任的内在价值指涉:一是其伦理规范价值,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既定的行政伦理规范要求,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其德性价值目标,即要求公共行政主体通过德性之内化及行政德性人格之塑造消解具体管理情景下的行政选择冲突和价值冲突;三是其正义诉求,即公共行政及其主体必须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最后,从对公共行政责任如何实现的探讨出发,提出伦理规范与道德德性并重,从规范到德性的逻辑路径.     

构建公共行政学研究新范式的中国化努力——评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

张康之教授的《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不仅是构建行政伦理学体系的原创性努力,更是构建公共行政研究新范式的中国化努力。作者出于学科责任感和伦理关怀为公共行政学在中国的发展贡献了不菲心智,不仅回溯了行政伦理的源头和功能,而且依据社会形态的次第变迁论证了行政伦理的本质和知识体系。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为公共行政学研究构建了新的范式,提供了新的思维,为公共行政走出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的樊篱,走向合作治理提供了关键指引。     

公共行政职业伦理的本质诠释及制度构建探析

公共行政职业伦理具有区别于其他职业伦理的根本性质,它以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存在、以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发挥作用、以特殊的责任伦理产生效应。发展和完善公共行政职业伦理,就要健全公平的行政职业伦理规范体系,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伦理教育,建立完善的行政职业伦理监督与制约机制,加快公共行政职业伦理法治化建设。     

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

行政伦理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是一项适应公共行政的发展需要和体现了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研究,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建构工作。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伦理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向行政伦理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需要通过行政伦理研究来解决那些在“政治路径”、“科学路径”和“市场路径”中都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就社会治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变迁的历史趋势来看,行政伦理研究又具有过渡的性质,它的学科建构目标应当指向公共管理伦理学,而它的实践目标应当是对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规划和设计。     

论现代社会行政与法律的衔接

文章首先从政府在社会中的定位入手,阐述了公民品行和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的核心规范标杆;公共行政必须与宪政的目标和过程相联系;公共行政必须在宪法架构内且合法。其次基于行政活动的自主性、多样性、复杂性,及其所依赖的政治和伦理因素,从制度与法律的一致性、程序是行政与法的制度衔接以及行政法对公共利益的肯定这三个方面分析了法律在这样一个多维度的领域里的角色。旨在分析日益更新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保持行政与法律相衔接,落实依法行政的可能性。     

行政伦理的规范空间——基于权力分化的观点

行政裁量权是一个现代概念,在现代法学研究和公共行政研究中先后得到理论确认。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段历史时期内,从理论研究中可以科学/法律规范与伦理规范的分化,伦理规范逐渐凸显出来,这层分化一般也用于解释权力行使过程中伦理规范生成的逻辑。然而几种规范分化的背后涉及到的是权力本身在近代社会中的分化,即权力分化客观上造就了行政伦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行政伦理根源于权力二元分化,而是权力的二元分化造就了近代理论研究中科学/法律规范与伦理规范并立的客观结构,即二元结构给行政伦理提供了外在的规范空间。     

公共行政精神:伦理特性、困境及其重塑

公共行政精神是公共行政机构和公共行政人员需要持有的价值观,决定着公共行政职能和职责的合理履行。现代化的发展,使得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了工具理性的强化和价值理性的消减,造成公共行政精神的价值偏离,其主要表现就是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衰微。要重塑公共行政精神,体现公共行政发展的时代特性,必须加强行政伦理的规范、约束和引导,使公共行政的外在效率与内在价值有机结合,以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的健康发展。     

“利益人”视阈下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选择

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性假设是分析其职权行为的重要前提.公共行政人员既非自利的"经济人",又非缺乏价值内涵的"公共人",而是有着多重利益取向的"利益人",因而他们的行为面临着公共利益和组织利益的冲突、本位职责和社会职责的冲突、个人正当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进而陷入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和公共行政人员个体德性的彰显.应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公正的规范制度,以及公共行政人格的塑造,促使公共行政人员选择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政行为.     

试论公共行政的伦理诉求

长期以来 ,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奉行事实与价值、行政与伦理的二分模式 ,存在着忽视伦理价值取向的“技术主义”倾向。通过对威尔逊 -韦伯模式的历史反思、公共行政性质的全新界定、自由裁量权的确定引入 ,可以发现伦理与行政之间并非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完全具有相融共通的内在可能。伦理道德是公共行政的重要维度和必然诉求 ,可从公共行政组织和公共行政人员两个方面加以界定。     

和谐社会视域下中国行政伦理建设途径探究

顺应着国家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传统行政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受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公共行政领域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伦理失范,这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能否有效地从根本上遏制行政伦理失范,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的成效、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得失、关系到我们的社会能否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因此,随着公共行政的向前发展,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伦理体系,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行政管理的迫切要求,更是时代的召唤。     

社会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及其矫正路径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部门管理职能逐渐由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过渡,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如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及法理与情理冲突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部分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与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行政体制自身不足、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诱导及监督约束机制的不足等成因相关,要解决公共部门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难题,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效处理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及其相互关系;倡导与践行高薪养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教育;加强公职人员自身伦理信念教育,提出自律要求;建立治理主体多元化参与和程序公开的阳光行政体系,在全方位动态监督与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体系来规范和激励公共部门行政人员。     

公共生产力的界定、分析框架及改进

作为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概念,公共生产力已然成为衡量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和反映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显著标志。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公共生产力研究为进一步解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及伦理这五个要素为公共生产力研究提供了多维视角和基本的分析框架。要提高公共生产力必须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重视推动组织机构改革和管理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水平,强化依法行政,加强公共部门的公共伦理建设,并重视建立相应的公共生产力评估机制。     

略论我国公务员的德性

反腐倡廉是我国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难点之一。国内外实践证明,加强法制和道德建设是反腐败的两把利剑。国家公务员是否具有德性,直接关系到行政道德建设在反腐倡廉过程中的功能发挥。为此,探究我国公务员的德性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从行政道德实践来看,我国公务员具有忠诚、奉公、正义、勇气等德性。     

公共行政伦理及其补救——来自政治委托代理理论的启示

社会契约模型的外在形态是社会与政府间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而其内在价值是作为契约基础存在的伦理品格.政治委托代理系统活跃着伦理需求与伦理拒斥两大张力,两种力量的角逐成为公共行政伦理演进的内在动因.政治代理人能否基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设计而谋求公益,真正负载起委托人(人民)的权力重托,构成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体系的根本分野.从政治委托代理结构着眼反思传统的行政伦理建设,推进观念变革、制度创新和组织重理,将是我国走向公共行政伦理化的必然路径依赖.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探讨——以美德视角及其启示为中心

当代西方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的探讨,有政体价值、公共利益、社会公平、公民身份、美德等多种视角。鉴于规则伦理只注重制定行为对错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忽视道德主体自身的内在特性,从而造成道德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美德视角强调美德之于公共行政实践的重要性,并力图借助思辨与实证的方法,来建立以公共行政人员的美德为规范性基础的行政伦理学。其观点和方法对于我国行政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三个维度

社会主义行政道德本质上而言是民主道德。新时期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 :以行政道德的法制化为特征的制度伦理建设、以民主的道德化为内容的道德规范建设和以民主道德的社会化为途径的舆论建设。这三个方面互相作用、互相统一 ,共同构成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基本框架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民主道德的运行机制     

论公共行政时代行政道德的创造转化与制度塑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行政已经进入了公共行政时代,传统行政道德也向公共行政道德转型。在这个长期博弈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我们对传统行政道德资源的进一步挖掘,而且更需要我们对所挖掘的道德资源进行创造转化,从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行政道德的新理念。而要做到这一切,还必须辅之以可行的制度塑造与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