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务为治”与《吕氏春秋》杂家特色的形成

《吕氏春秋》杂而成家不仅在于兼容并蓄,而且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即以政治理论为主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先秦诸子各家皆＂务为治＂,深刻指出了其中＂知人＂、＂为治＂的参政目的。正因为诸子各家皆＂务为治＂才促进了《吕氏春秋》杂家特色的形成,同时该书杂而成家及突出的政治理论思想,也正是诸子各家因＂务为治＂而融通发展的集中表现。     

《吕氏春秋》的道论探究

《吕氏春秋》是秦汉道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它围绕＂道＂构建了一个宇宙生成模式,用＂太一＂、＂精气＂等范畴解释了其运行原理和特点。《吕氏春秋》着重强调了＂乐＂的媒介作用和教化作用,是对＂道＂的认识问题上的又一进步。     

我读《论语》

老实说,《论语》并非我最喜欢的书,也不是我读得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我之所以读它,也不是像当今＂国学＂大师们所倡导的那样,要从中＂找到＂什么＂人生坐标＂,更不相信读了它就＂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而只是因为它是儒家的经典,是对后世文化发展影响巨大的著作。事实上,要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读《论语》不行,作为一个喜欢古典文化的读书人,不读《论语》不应该。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所受的教育,     

试论《吕氏春秋》的时间表达

《吕氏春秋》为我国杂家开山作和代表作,它涉及内容广泛,时间观在其中也得到全面系统的表达。《吕氏春秋》中的时间是＂空间化＂的时间,书中的空间分为＂天＂、＂地＂、＂人＂三大空间。《吕氏春秋》将时间分为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两类,这两种时间形式在＂天＂、＂地＂、＂人＂空间中都有体现。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又证明了时间的有限和无限的统一。     

从“德性”与“理性”角度看中西政治实践的基础——以牟宗三和蒋庆的论述为中心

总体上说,西方政治实践的基础是＂理性＂,中国政治实践的基础是＂德性＂。这种不同导致了中西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同。牟宗三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承认＂理性＂作为政治实践基础的重要性,以及承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蒋庆反对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反对以＂理性＂作为政治实践的基础,以及否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其间的分歧颇具启示意义。     

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结构体系

《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后,在汉代流传过程中,篇目次序发生了变化。《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各篇的编排依据,不是按＂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思想而来的,而是按照《序意》篇所说的＂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的原则编排的。《季秋纪》下属四篇与《孟冬纪》下属四篇之间位置颠倒,这是人为的,性质与《十二纪》＂纪首＂割为《月令》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印证＂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阴阳家思想。     

《诗》非诗：论毛诗的讽寓解释

回归历史语境,先秦两汉《诗》学史中普遍的＂《诗》非诗＂,成为毛诗＂《诗》作经读＂的前理解;而毛诗又在＂《诗》非诗＂的悬置中生发出中国讽寓解释。比兴作为中国讽寓解释的重构模式,以言-象-意的层层深入实现《诗》的伦理教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为讽寓重构中的类型化方法指出人间性的形上路向。毛诗以史事追索、谱系认同、风雅正变三种方式塑造出＂文的英雄主义＂,实现历史启示;历史信化则在由史鉴到《诗》谏、继而《诗》范、《诗》教的价值丰富中充当媒介。     

《孟子》中的荣辱观

《孟子》中的荣辱观丰富而深刻。该书对＂仁则荣,不仁则辱＂、＂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无耻之于人大矣,……无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等的论述非常精当,发人深省。研究挖掘《孟子》中的荣辱观,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孔颜乐处”思考儒家的伦理幸福论

＂孔颜乐处＂是宋代儒家提出的一个带有原则性的伦理学命题。它的核心内涵是儒家伦理取向的幸福论,论证形式是具有儒家人文特色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的三论合一,是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宋代顺应道家的宇宙论、佛教的认识论和人生论的挑战而产生的新的哲学形态,它的宗旨是＂圣人之道＂,以具有宗教情怀的宇宙观和直觉意识的认识论表达儒家伦理观的超越性,其幸福论的真谛在于＂超越苦乐＂,而不是＂以苦为乐＂或＂苦中作乐＂。     

《三国演义》的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前人在《三国演义》＂虚＂与＂实＂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论者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忽略它还有＂意义＂面。《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并且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更为深远。     

关于在“基础课”教学中渗透幸福观教育的思考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简称“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幸福观教育的主渠道，帮助大学生树立高尚的人生目的是其人生观教育的重点。针对有的大学生对“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提出的诸如“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是伟人标准，高不可攀”之类的质疑，从幸福观教育入手，创新教学内容，将其分解成“人生目的在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和“高尚的人生目的就是将追求幸福与为人民服务统一起来”讲授，既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又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大学生诚信机制构建研究

要使大学生自觉地把诚信作为高尚的人生追求、优良的行为品质、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必须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诚信教育机制,也就是将诚信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建设,而这一机制的建设有赖于教育观念、制度、教育管理、环境和监督与惩戒五大重要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     

历史在这里凝固——论张恨水小说中抗日军人形象的崇高美

张恨水小说中抗日军人的形象反映了他对军人态度的转变,其以崇高美为突出特征,分别体现为人格世界的理性美、生命极限的壮烈美和形象世界的深度美.     

道德哲学视域中的勇敢及其变迁

勇敢与勇气是紧密相联的,但也有区别的。勇敢是高尚的、理性的、多样的与有差异的。勇敢不仅是个体之所需,更是家庭、社会与国家之所需,因而勇敢是重要的。勇敢的产生与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又不能使之绝对化。勇敢也是流变的,在现代性社会,理性之勇取代了尚武之勇,而且坚韧被视为勇敢的最基本样式。与之相随的则是个体的血气之勇日渐式微,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道德冷漠。     

周代贵族妇女教育的社会文化意义

以贞节与柔顺为主的妇德教育是周代贵族妇女教育的核心,它承担着维护周代父权家族存在发展的 社会文化功能。此外,妇德教育不仅对贵族妇女具有礼义规范约束意义,而且通过周代妇女对道德追求的诚挚,应该可 见人文道德理想在与生命体悟结合时所具有的超越永恒价值。     

大学生道德人格教育中的教师人格塑造

大学生道德人格教育是一种有助于他们心灵成长的教育,教师人格是其重要载体。教师人格具有平民性,是具体的、形象的、可感的道德。它将道德教育还原于生活,易于唤起大学生的道德情感,是对主体性道德教育的生动践履。发挥教师人格的示范功能,要求教师提高道德自觉性,以德服人,将其崇高的道德理想、真实的道德情感、理性的道德意志、优秀的道德品质、灵动的道德智慧与学识风范、行为气质等聚集于一身,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来。     

论康德的教化思想在其批判体系中的体现

康德接过了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理论旗帜,主张用人们的理性去驱散愚昧和迷信的黑暗。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通过教化的作用,在理论知识的领域,通过想象力和判断力形式表现出来的教化力使得人们获得了知识的客观有效性。而在实践理性的领域中,道德法则的教化形式使人们既合乎目的又不失自由。而在审美教育中的教化使得对于个别事物的鉴赏判断能够成为普遍可传达,这种审美趣味的提高也有助于人们能够过上一种更加高尚的生活。通过教化思想的运用以及对于教化的培养分析,康德将启蒙运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的玄学思想

嵇康与嵇喜虽为手足,却是魏晋时期不同社会思潮的代表,嵇康赠其兄之《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既展示出魏晋士人迥异的人生追求,亦折射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冲淡玄虚而又理性冷峻的文字,映衬出嵇康高洁的心性和超逸的风神。     

贵族精神与现代性批判

现代社会是由贵族社会脱胎而来的平民社会,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平民精神具有功利性、世俗性、平凡性,并形成了大众文化。贵族社会形成了贵族精神,具有超越性、自由性、高贵性,并形成了精英文化。在现代社会,贵族精神成为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社会在秦以后是平民社会,形成了平民文化传统,贵族文化传统薄弱。在五四运动和人民革命中形成了新的平民文化传统,贵族文化传统被清除。当代现代性也具有片面性,大众文化极端发展,缺少精英文化的制约,造成文化生态的失衡。因此,必须吸收贵族精神,建设精英文化,开展对片面的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批判。     

浅析彝族漆器艺术

彝族漆器是彝族人民用独特工艺创造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四川凉山彝族的漆器,以其使用的广泛性和鲜明的特色不仅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漆艺文化中也最为引人注目,是中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和真正朴实的实用艺术,也是高贵华丽的装饰艺术,是彝族人民艺术的史书和活化石。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给彝族漆艺的发展带来冲击,但如能提高大众化和精品趋势,彝族漆器艺术将大有曳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