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虎通义》的总体特征

本文通过对《白虎通义》文本的分析,认为在把握《白虎通义》的总体特征上有三个关键词“天人相与”的世界观,“唯象唯法”的方法论,“神道设教”的政治实践。它对周礼和董学既有承袭又有发展在天道秩序的建构上超越了周礼,在诸礼义理的甄别和礼制框架的设定上又超越了董学。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唯一的一部官方礼典,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论《白虎通义》的生态神学思想

《白虎通义》的生态神学思想把自然之天、伦理之天和神灵之天糅合在一起,三位一体。《白虎通义》把自然现象拟人化,尤其是把自然变异说成是天意的突出表现,具有神学色彩和道德的属性;另一方面,《白虎通义》又把社会关系神秘化,赋予社会现象以神学含义。《白虎通义》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相比附,天人感应,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朴素的的生态伦理思想。     

论《白虎通义》的经学特色

《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经学政治法典化,帝王圣人化,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皇帝组织大臣、儒生们通过白虎观会议辩论古今文经学的异同,调和古今文经学的矛盾,求同存异,统一经学思想。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圣人和五经谶纬化,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浓重的谶纬神学色彩。     

论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五常”的形成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我国伦理型文化的一个重要道德伦理范畴,这一概念经历了先秦孕育至汉代形成的过程,在汉代又有“下落以后而再向上升起以言天命”、“内收以后而再向外扩充以言天下国家”的过程,即“仁、义、礼、智、信”孕育时,由“天道”下落、内收到“人道”,后又经过董仲舒的神秘化、扬雄的道德化和《白虎通》的法典化,形成了以“天命”言天下国家的特色。     

人文化育经典常新——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8月27日至30日,“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七个议题。(一)关于经学史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的《从〈白虎通义〉有关“孝”的解释看皇权观念在经学研究中的渗透》,以《白虎通义》为出发点,考察了古代孝、皇权与经学研究的关系,对历来有关《白虎通义》一书性质的说法作了检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杨天宇教授的《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条列了汉代古文经学大师许慎《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援引今古文经说之例,提出早在郑玄之前许慎即已融合今古文,进而明确…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

挖掘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以为人的生命实践提供哲学指引。从《中庸》的相关原文出发,分析“知、仁、勇”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体现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认为,《中庸》提出“知、仁、勇”思想是基于儒家对人的精神价值及其人格生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儒家“知、仁、勇”思想的精神智趣及其道德价值对当代社会人们道德信仰缺失和道德体系重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儒家德治、教化与礼制的现代沉思

儒家学说中有关德治、教化与礼制的部分在传统伦理道德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比法家倡导的“刑治”更为有效的方法,因为道德有一种楷模示范的作用,而“德治”又必须通过“教化”与“礼制”两套措施才能现实化。中国历史上伦理道德建设的这一整套学说、方法与途径,值得今人高度重视、借鉴和应用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人肉搜索”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规制

＂人肉搜索＂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尽管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其维护正义及公益性本质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对＂人肉搜索＂还没有明确的立法,因此对其加以理性的法律约束与道德考量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助法律的控制手段规约＂人肉搜索＂,可以避免其可能产生的隐患,发挥其积极效应,促进其健康发展。＂人肉搜索＂的出路一方面在于提高网民自治,另一方面有赖于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加以解释,提高现有法律对＂人肉搜索＂的适应能力,完善网络法规对＂人肉搜索＂进行规范和引导。     

儒道德治精神与圣功法门

中国传统德治理论是以治者的修身为基础的 ,但同时也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修身和教化的法门是圣功修行。儒、道两家都提倡圣功修行 ,但旨趣有所不同。道家圣功是为了达到“自然”的境界 ,而儒家圣功则在通过静心以破除私欲 ,增进社会责任感。在先秦儒道德治理念的影响下 ,汉代以来的道教也重视道德教化 ,将伦理修养作为入道的重要条件。道教文献所言“圣功”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养生理论 ,尽管其中存在某些神秘因素 ,但所包含的“劝善修德”理念却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效用论辨析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效用对赞同情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 为,无论是审美还是道德赞同,效用都不是主要的原则。我们对物的赞美、对道德的赞同,不是因为它 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是合宜的、符合事实的。合宜性是审美赞同和道德赞同的最主要原则。审美与 道德美的合宜性的标准来源于无偏的、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同情。在效用论这个问题上,合宜性不完 全是经验的观察,还体现了一种“确定的意图”。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我们对美和道德的 赞同。     

“自力”伦理的品格及其界限——以基督教的“他力”观念为背景

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他力”伦理,以信仰为基础,凭借上帝的救赎力量来成就人的道德世界;儒家伦理则是一种“自力”伦理,认为人可以依靠自身的道德努力,在现世实现“天命在身”的超越追求。儒家伦理这种天命在身的情怀和自我的道德努力,一方面构成了儒家信念中的伟大要素和高贵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由于天命与人心的一体化,最终使得天命丧失了绝对超验的资格,使儒家对最高价值的追求陷入困境。因此,借鉴基督教的他力观念,反思自身的文化局限和观念缺失是很有意义的。     

从“君子”之政到内圣外王:儒家政治理想的起点分析

"君子"是儒家思想系统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孔子开始,赋旧义之君子以新意,发以德致位之意,明政治道德合一之旨,树立了一种君子道德政治合一的德治理想政治秩序。这种道德政治合一、以德领政的理想在儒家思想的演变中被进一步发展成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这种道德政治一元化的政治观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政治在发展中一直遮蔽于道德的形象之下,政治道德化;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依托于道德广泛的社会作用面,政治被价值化,其作用也被泛化,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具有伦理价值色彩。     

关于个人利益追求之道德判断的思考

对个人利益追求的道德评价,是道德规范体系构建中的重点和难点。这既要选择有说服力的评价标准,又要对评价对象——个人利益及其与社会其他利益关系有清晰的认识。而在个人利益追求过程中根据是否达到＂帕累托＂最佳,可以分为＂简单模式＂和＂复杂模式＂两种状况,进而对其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评价。     

工程伦理“应当”的道德哲学依据

当代工程伦理规范研究与实际应用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在于人们仅注重于寻求具体工程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忽略了对工程伦理规范“应当”的道德哲学依据的分析和研究。在“道德形上学”的层面,“应当”的话语系统表达人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及至实现“好的生活”的努力,以规范、准则的存在样态规约工程行为者的诸多责任。通过对工程实践反思性把握的总结、抽象和提炼,“应当”体现人在长期的工程活动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理想的、积极的工程与人、自然、社会交往方式、存在样式,同时又构成对工程行为者的规范性视角,将“我”所应担负的责任或义务形式化。     

生态科学与生态道德教育

从总结20世纪生态道德教育的得失入手,提出生态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是“理”和“情”;生态科学不仅是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的理性基础,也是培养生态感情的认知基础。鉴于此,认为在新世纪应加强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科学的联盟;生态道德教育应与生态知识的普及有机结合起来。     

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践行路径

一个民族能否在全球化激烈竞争中取胜,关键是要重塑民族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增强新时代的民族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加民族凝聚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项改造主观世界的系统工程,包括“德知”、“德行”、“德制”三大环节,这三个环节既有层次上的递进关系又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