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康德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及其当代意义

在康德哲学中,存在着一个隐性的“康德问题”,那就是他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康德从现象和物自体的两分出发,把人的实践分为“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前者属于现象界,涉及到人的行动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后者属于物自体界,涉及到人的行动自由与规范的关系。在后康德哲学的发展中,随着物自体的被消解、科学技术和实证主义的发展,“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成了统一的实践概念的代名词,“道德地实践的”活动的维度被掩蔽起来了。在当代哲学中,“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开始受到高度的重视。于是,“康德问题”重新成为焦点,并显示出它的重要的理论意义。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浅解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确立了人的行为应当的“绝对命令”,并勾划了人类走向至善的基本途径。康德的研究成果,具有现实意义:实践是理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是以道德律为前提的;实践理性的目标,是达到至善境界;重视道德教育。有两点值得商榷:割裂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过分地突出“形式”的地位和理论的完整性。     

道德情感与心灵改善——兼论康德理性宗教的道德奠基

康德将他的理性批判事业推广到宗教领域,限制宗教于纯然理性界限之内.“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批判的宗教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匍匐在信仰之下的理性依靠信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联系道德信仰由实践理性来解决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实践理性,证明了道德情感是一种尊重理性自律而产生的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又以“动力一关切—准则”三个连贯的概念分析道德的纯粹性,并依据“责任”概念批判基督教伦理原则——“爱的诫命”,最终基于人之有限性原则证成人只能在实践理性所限定的道德领域实现弃恶从善的心灵转变.康德所完成的批判考察,理性地解决了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了必要的理性基础.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康德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康德哲学,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其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于其伦理学中的“卢梭式革命“则似涉足不够;这大概是和人们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以及把康德哲学的产生主要看作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这样的定势思维相关。其实,就康德本人来说,他向来是不主张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的;相反,在其整个“批判哲学”中,“人是什么”等道德本体论问题倒是一直被摆在首位的;其中尤以实践理性优先权的确立为最。换句话说,“实践理性优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旋律,整个康德“批判哲学”就是为说明这一主题的。因此,若要真正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康德哲学,就必须捕捉他的“实践理性优先”这个思想。     

康德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康德哲学,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其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于其伦理学中的“卢梭式革命“则似涉足不够;这大概是和人们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以及把康德哲学的产生主要看作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这样的定势思维相关。其实,就康德本人来说,他向来是不主张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的;相反,在其整个“批判哲学”中,“人是什么”等道德本体论问题倒是一直被摆在首位的;其中尤以实践理性优先权的确立为最。换句话说,“实践理性优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旋律,整个康德“批判哲学”就是为说明这一主题的。因此,若要真正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康德哲学,就必须捕捉他的“实践理性优先”这个思想。     

实践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从普通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

康德在理论理性中发动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这只解决他终生思考的两个问题中的“天上的苍穹”这一个问题;为了解决剩下的“心中的道德律”这一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实践哲学领域内进行一场不亚于知性领域内的革命.为了实现实践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成功,康德认为有必要先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定基础,把真正困难的部分单独加以解决,从而获得一个中心之点,也就是从普通的道德理性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建立道德的最高原则.     

实践批判：在康德和马克思的视域中

康德的“实践”主要是指道德实践,实践的唯一根据就是道德律,马克思的实践是指的感性的物质活动,最基本的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是在理性范围内的批判,实践是理性在道德领域的运用,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是关于现实存在的批判,是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现实制度的批判;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目的是为道德实践寻找先天的理性的根据,普遍的道德标准,马克思是通过现实实践的批判为人的解放寻找现实的途径。     

试析康德由道德哲学向宗教信仰的过渡

康德的宗教观与他的道德哲学直接相关,同时与他的理性批判哲学体系一脉相承.上帝在理论理性中作为超验的理念具有消极的意义,而在实践理性中却是必要的悬设.因为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然寻求自然的幸福与自由的道德相结合的至善,同时又会因为不合理的自然欲望而产生恶,因此需要超越于人之上的完满的上帝来作为至善的化身和公正的裁判者.康德正是出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导向对上帝的信仰,并从实践理性出发来论证宗教何以能够存在以及应该怎样存在的问题.     

费希特统一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尝试——基于《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研究

康德哲学虽然恢复了人在其生活世界中的立法者地位,但仍面临着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统一问题。赖因霍尔德有关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应植基于一个最高原理之上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费希特,费希特对康德哲学展开体系化重塑以统一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尝试,正是以寻获自身学思体系的最高原理为前提的。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费希特基于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深刻理解,运用反思和抽除的方法对人的意识活动展开先验还原,最终获致了那作为哲学最高原理的“本原行动”——自在之“自我”。自我的自相同一的内在本质赋予其在现实的创设活动中以一种自我眷顾、自我静观的“反思”性状,“反思”构成费希特由“绝对自我”演绎“实践自我”和“理论自我”,并据此构筑整个知识学体系的内在理路。费希特正是借助于“反思”概念阐明了实践自我与理论自我系同一瞬间自我创设活动的两种不同状态,两者间存在着一种既相区别又相依存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知识学语境下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统一。     

康德关于人的本质述评

本文详细地阐述了康德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认为康德是结合实践理性来谈该问题的．康德曾试图在理论理性（经验世界）的范畴解答此问题，但最终认为人的本质问题只能借助实践理性（道德世界）作出追问和探索．人的本质问题的解答因而从认识论转移到实践哲学中，康德始终是在道德体系的框架里思考该问题。他认为要实现人的本质．前提即是用“应当”的道德规范要求“能够”的现实存在。他的思想对近现代西方的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康德的《圣经》情结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更是开创了西方认识论上思维方式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家。他的哲学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调和与颠覆并重,继承与批判并举。在与传统基督教思想的关系上,康德以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重新解释了《圣经》的基本教义,他不仅颠倒了神学和道德的位置,更于无形中摧毁了人们对基督教和上帝的依赖性,这就将人类理性的主体性推到了历史的最前锋,恶的根源以及爱的救赎都在于人自身,甚至在自然的合目的性历史进程中,重要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上帝的关系。     

论康德“自然目的论”之意义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是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就开始构思好的“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康德限制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实际上意味着为“目的论”留下了余地.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属于自然,就“自然合目的性”来看,可以说人是一个“目的王国”的成员,是一个“追求幸福者”.然而,人还是“有理性者”,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王国”的成员,而且是“道德王国”的成员,不仅仅是“幸福追求者”,而且更是一个“自由追求者”.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者,以至善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在“目的论”意义上说,“道德一自由”的王国是一个单纯的“目的王国”,它无需靠外在手段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理性”具有优越性.     

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述评

康德(1724—1804)是欧洲伦理思想史上伟大的伦理思想家.他在批判经验主义和宗教神学的道德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康德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纯粹理性是否以及如何能有实践力量”,但是道德教育问题在康德伦理思想体系中也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在他的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实践理性批判》.中专门研究了道德的“培养与练习”问题,这就是与该书第一部《纯粹实践理性的原理论》并列的第二部《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论判断力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合前两个批判之间的裂缝,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完成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康德通过判断力来解决这两者的沟通问题。在他看来,若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建立联系,必须以实践理性为主导,用实践理性的自由影响理论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经验领域。但是,若要沟通彼此,尚缺一个中介。而反思的判断力是可以担当此任的。反思的判断力之所以能够作为联结彼此的中介,关键在于它的一个先验原则———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正是因为这一原则,我们才能够将自然界看成一个由低到高不断进展的目的系统,因而使得从自然到自由的沟通成为可能。     

康德道德意识论探微

康德是近代西方哲学家中具有突出贡献并且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位世界级哲学家。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中,伦理道德思想占了很大的比重,康德自然也是一位著名的伦理家。康德的实践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谈道德,尤其是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道德意识、伦理观念都有明确地表达。康德之所以致力于使哲学真理更为普通人所理解,是因为他相信哲学的真理在普通人的意识里有其根源,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意志,因而他们都有能力按照道德的方法行动。道德上的义务感对于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一、必然与自由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述了自然与自由的关     

从康德的浪漫主义到早期浪漫派的康德主义——再思康德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内在联系

拘泥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许多哲学史家常常倾向于切断德国浪漫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将其视为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甚至不承认德国浪漫主义的哲学价值。然而,像诺瓦利斯这样的早期浪漫主义者和其他大多数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共享了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意识。康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是启蒙理性的捍卫者,又是启蒙理性深刻的批判者,他试图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限制知识的范围,防止无节制的理性反思对一切无条件者和不朽价值的虚无化;同时又从理性的实践应用出发,证明了一个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的道德世界的现实性。康德对自然的理性化和祛魅过程的限制及其对自然的合道德性的证成,构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先声。而早期浪漫主义者正是受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启发,进一步证明了存在之于意识的优先性,并用诗意原则取代了康德的实践原则,揭示了无条件者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     

康德“以人为本”理论的确立——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探索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开启了“以人为本”理论的研究.康德以“先验论”的内涵和系统说明“以人为本”理论,通过“人是人”这一最高本质展现“以人为本”的科学价值思想.康德通过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把“以神为本”的理论扭转到“以人为本”的理论上来,同时联系理性、自由、道德和信仰等问题说明“以人为本”道德价值在“实践理性”中的实现.康德特别强调信仰的道德价值属性,开辟了“以人为本”理论研究的新方向,真正体现了哲学的“以人为本”理论的文化精神.     

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实践转化

一门探究“存在之为存在”和“实体”的学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把握为形而上学。康德在摧毁了一种知性的旧的形而上学之余,着力建构的是道德形而上学,其中理论理性上的原因概念与其说被抛弃毋宁说是被转化为实践意义上的根据或原因。在亚氏的形而上学中,“四因说”扮演了形而上学探究中的重要角色,那么在康德的实践的形而上学里面,如何理解康德将传统理论理性中的“四因说”转换并纳入到实践理性的根据或原因的讨论之中,则是把握康德伦理学内在结构的一个新角度。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论判断力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合前两个批判之间的裂缝,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完成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康德通过判断力来解决这两者的沟通问题。在他看来,若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建立联系,必须以实践理性为主导,用实践理性的自由来影响理论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经验领域。但是,若要沟通彼此,尚缺一个中介。而反思的判断力是可以担当此任的。反思的判断力之所以能够作为联结彼此的中介,关键在于它的一个先验原则———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正是因为这一原则,我们才能够将自然界看成一个由低到高不断进展的目的系统,因而使得从自然到自由的沟通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