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格式条款的识别与解释

格式条款识别与解释是格式条款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对格式条款的识别可以从相对方的不特定性、预先拟定性和不可协商性三个方面加以判断;在格式条款解释过程中坚持有利于相对人的原则,具体运用客观解释法、限制解释法、不利解释法等解释方法。     

试论定式合同的解释

定式合同并非于交易之际由当事人就合同内容个别、具体的磋商而成立,它与一般合同之成立,显然有所不同;对定式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与一般合同解释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对定式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应遵循有利于相对人这一原则,以规制定式合同中可能出现的不公平条款,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和契约正义.     

影响企业扩张度的因素及其熵描述

通过对影响企业扩张度因素的分析以及熵思想下企业扩张度的重新界定,指出企业扩张必须遵循的原则就是,扩张必须基于自身核心竞争能力等内部基本元素的强弱与外部环境来确定其扩张的规模、速度以及经济范围,以便达到内部熵能最小和持续发展的目的。     

论法律解释及分类

法律解释既是对法律含义的解读,又是法律发展的重要方法。法律解释的目的和作用决定法律解释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以及整体性原则。鉴于传统法律解释分类的狭隘和粗疏,法律解释应作规范解释、个案解释、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的分类。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解析--兼论我国《保险法》第31条的完善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解释保险合同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它的产生从而适用都有其特定的前提条件.在该原则的理解和运用中要特别注意,争议不等于疑义,有疑义也未必要作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而当存在多种有利解释时应该选择最有利的解释.我国<保险法>第31条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必须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大原则进行完善,以适应实践中个性化特约条款备受重视和非格式化保险合同大量出现的新情况.     

城乡一体化理念下“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条款的理论困境及其解释进路

"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条款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制度目的和制度内涵已经现实地得到修正,需要谋求新的解释理念和解释维度。针对条款性质的体系化效力、国有与征收制度的关系、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张力和共生空间可能等问题的困惑,需要谋求新的解释原则和解释思路。解释进路的选择不仅需要原旨主义的理解,也需要整合解读下的思考和商谈式的法律制度构建。在宪法制度时空要素发生变迁的背景下,条款的解读需要寻求符合土地作为财产权的规律性理念的支撑,并去发现宪法没有列明的权利,探求宪法精神下的条款内涵和制度规律,以便实现对中国问题的回应。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论的现实抉择、挑战及其应对

法律的滞后性与社会的多变性决定了刑法客观解释论是我国应对网络犯罪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双重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论存在明显的扩张化趋势,并不断冲击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主观的客观解释论”名义上是以主观性来纠偏过度的客观性,但实则为主观解释论的翻版,并不可取。从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克服刑法滞后性的角度来看,在坚持刑法客观解释论的前提下,为刑法客观解释的扩张化设定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刑法体系解释规则及罪名规范保护目的三大约束要素,从而将其限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论保险合同中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

在保险合同纠纷中,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存在随意性。为此,须明确界定歧义,将保险合同作为整体,以一个保险"门外汉"所能达到的理解力为判断标准。同时,不同的歧义类型在价值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包括促成保险人谨慎起草、消除合同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以及实现公共政策等。不利解释原则只适用格式合同,对个别商议条款并不适用。并且,该原则与其他合同解释原则或解释方法组合适用时,应遵循外在位阶关系,仅为备用解释工具。     

论保险合同的有利解释原则

保险合同解释的有利解释原则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一是私法的公平原则,二是法律在商事行为中对弱势一方的特殊关照.保险合同的解释是在对合同条款产生争议后发生,其在事先对事后情形的考量和预知难免不周全,故而有利解释原则的弹性条款就有了生存空间.有利解释原则地位重要,但在适用此原则时又必须详加注意其发挥作用的限定和适用的程式.     

权力在法律解释中的合理规制——关于强制措施法律解释的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强制措施适用中最容易受到侵犯,司法机关必须根据司法实践进行相应解释,才能实现条文内容的细化与明确化,切实增强强制措施的可操作性。有关部门对强制措施的解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权力的扩张、解释不充分等不足之处,应坚持严格限制部门扩权、体现权利保障、细化程序性规则及做好部门之间权力的衔接与协调,并且通过解释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以及诉讼权利的制约实现解释权力的合理规则。     

合同解释探析

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在订立和履行合同时,时常对合同内容产生歧义,进而引起纠纷。合同解释是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合同中有争议条款的认定说明。依据我国《合同法》的立法原则和宗旨,就合同解释权、解释范围、解释原则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对合同解释权归属,明示、默示和格式条款解释意义以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等,提出了个人观点,意欲丰富合同解释之理论。     

论空白刑法规范与补充规范的冲突与协调

空白刑法规范与补充规范之间存在着刑事责任条款不对应、罪状设置不一致和相同术语的内涵与外延不一致等冲突之处,导致这些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刑法万能主义对立法的残留影响、刑法的明确性不够以及刑法的安定性与其他法律的适时性存在矛盾。在立法上没有协调修改前,基于缓和违法一元论立场坚持有限的刑法独立解释规则是实现两者协调的有效路径,即在坚持刑事责任条款必要规则基础上根据刑法法益保护目的对刑法条文进行实质的限缩性解释。     

高利转贷罪的扩张适用与限缩路径

高利转贷罪是存贷犯罪体系中的一种过渡性罪名，设立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时代。随着金融市场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对本罪的司法适用应当秉持更为严格审慎的态度，而与之相反，对本罪定性要素的扩张解释使其司法适用呈现扩张趋势，这与刑事立法目的、刑法谦抑性、平等原则、体系解释相违背，应当从界定“套取”行为和“信贷资金”,并以“造成重大损失”为客观处罚条件3条路径对本罪的适用进行限缩，阻止高利转贷罪的扩张适用，维护立法目的与司法实践的统一。     

网络空间中破坏生产经营罪之"其他方法"的解释边界——以反向刷单案为切入点

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传统行为方式限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的物理性生产资料破坏,但因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型罪情,司法实践中已通过客观解释方法对"其他方法"进行了 3次扩张解释,然而以入罪为导向的客观解释存在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以主观解释之原则性对客观解释的任意性进行了限制,但仍存在主观解释依据形式化和主客观解释逻辑倒置问题.应针对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之不足进行修正,以同质解释替代同类解释,通过探究前实定法的法益与类型性构成要件行为性质,在目的同一性与功能同一性重合的范围内确定主观解释的边界为"通过使必要的生产资料丧失效用,支配性地使生产经营活动无法进行";重视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主观解释完成对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的扩张解释任务,在主观解释的边界内适用客观解释进行适应现实变动的具体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兜底性条款的限界设定——以非法经营罪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明确性和禁止溯及既往,以此满足国民预测可能性要求,从而为人们行动自由提供前提性条件。法律的稳定性使得刑法一时难以应对社会情势的变迁,为了严密刑事法网,于是刑法条文中出现了兜底性条款的规定。为了满足司法明确性的要求,司法机关对兜底性条款作出补充解释,使得兜底性条款外延不断扩张．如司法机关对非法经营罪的解释是一明显例证。由于司法解释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使得国民难以预测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从而限制人们行动的自由。为此,应秉持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中兜底性条款作出合理的限定。     

基本权利规范的实质合宪性解释基准探讨

探讨基本权利规范的实质合宪性解释基准,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在宪法解释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基准不仅关涉到基本权利的价值拘束,而且涉及基本权利主体的行为导向和法益保护问题。在基本权利的实质合宪性解释基准上,首先应该适用人性尊严的保护基准。其次,应该适用平等原则的保护基准。最后,应该适用比例原则的保护基准。     

行政裁量基准法律属性研究——一个类型化视角的分析

立足功能主义的立场,可以发现我国当下实践中存在着三类典型的行政裁量基准。创设性行政裁量基准的存在与上位法的空白授权条款过多有关,从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上看,应当尽量减少乃至取消这类裁量基准。为了体现对行政裁量的有效治理,应当大力发展解释性行政裁量基准,并以指导性行政裁量基准辅之。对解释原则和解释方法的实践关注和理论提炼,有助于解释性行政裁量基准科学性的提升。     

寻衅滋事罪口袋化的司法限缩路径

针对寻衅滋事罪的不断口袋化,在司法层面的应对方案不能只是局限于构成要件的限缩解释与法益内容的一般界定,而应当对寻衅滋事罪在解释论层面予以体系性的分析与构建,包括有针对性地强调在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解释中格外遵循罪刑法定的刑法解释基本原则,以刑法解释基本原则来限缩该罪的不合理扩张。在明确该罪法益内容包括社会秩序与个体权利的基础上,对法益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作出说明,进而以法益关系来制约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成立范围。为了避免该罪的适用经常存在类推解释的嫌疑,应当具体明确有利于限缩该罪成立范围的主要刑法解释方法,禁止类推解释以及尽量避免容易导向类推解释的扩张解释,以解释方法对寻衅滋事罪的司法适用予以合理控制。注重不同部门法之间的有效协同,遵循谦抑原则,将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置于整个治理体系中予以观察,坚持刑法作为保障法的规范地位。     

论我国法官的法律解释空间

虽然制度层面上我国法官的法律解释空间非常狭窄,但是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以及司法克制决定了法官理论层面上应当拥有适度的法律解释空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经常进行法律解释,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实现法律解释空间的扩张。     

On Space Legal Interpretation Space of Chinese Judiciaries

虽然制度层面上我国法官的法律解释空间非常狭窄,但是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以及司法克制决定了法官理论层面上应当拥有适度的法律解释空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经常进行法律解释,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实现法律解释空间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