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贫困户的脱贫作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四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案例分析,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两方面作用机制实现贫困户脱贫。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主要增加贫困户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提供社会化服务促进了贫困户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因此,精准扶贫中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重视其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力度。     

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两者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改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为贫困地区创造了益贫式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既巩固了产业扶贫的成果,又化解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非均衡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从而巩固提升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为进一步稳定脱贫攻坚的成果提供了新的保障。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既要抓好梯度跟进、又要抓好优化升级,进而提出继续推广脱贫攻坚形成的经验、推进产业扶贫的优化升级、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服务、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     

西北贫困地区畜牧业扶贫福利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头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期,畜牧业扶贫势必变得更加重要,但是贫困户作为畜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保障其福利不受损,才会继续依托畜牧业增收脱贫。深入研究畜牧业精准扶贫对贫困户福利的影响,对于完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推动贫困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充分发掘其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深度贫困户从事畜牧养殖的门槛,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畜牧业在反贫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持续稳定脱贫。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指引下产业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28个脱贫县的创新实践

为制定更加精准的产业帮扶措施,针对产业扶贫工作中的问题和难点,在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指引下,产业扶贫在贫困县实现脱贫中发挥关键作用,产业脱贫人口占全部脱贫人口比重达60%,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贫困人口覆盖率达到62.8%,基本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资本多方参与的投入格局。脱贫县在科学选择扶贫产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带贫机制、支持农产品产销对接、强化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强化金融保险服务等领域实践创新,探索形成操作性、实践性较强的经验模式,为其他贫困地区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路径。     

基于SFIC模型的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以养殖产业脱贫为例

后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成为必然选择.多元主体基于各自的角色定位与行动逻辑,在实践中极易偏离目标靶向导致"无效扶贫".以山东省R镇X村的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为例,运用SFIC模型,提出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核心,乡镇政府牵头、村民配合、村干部参与和龙头企业积极带动的"一核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研究发现,党委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作为核心人物嵌入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协调整合多元主体的诉求差异,促成多元主体协同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思路.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必然、实然与应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交汇之年既互为支持,又方向一致,且实现路径相似,落实主体相同,促成两者间的统筹衔接已是大势所趋、时代使然。实践中,两者之间却存在“两张皮”运作、统筹衔接“碎片化”等问题。而以“产业扶贫”引领“产业兴旺”,以“教育扶贫”带动“人才振兴”,以“文化扶贫”助推“文化振兴”,以“生态扶贫”促进“生态振兴”,以“党建扶贫”助力“组织振兴”,因能统筹落实“五个一批”举措和“二十字”总要求,可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现有机衔接与统筹联动,进而加速“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进程。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折射出产业发展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根本性作用。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的产业扶贫市场机制不彰、可持续性差问题,本文首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论为基础,提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应根据当地资源、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依循“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的双重逻辑,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构建多主体激励相容的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上述逻辑的产业扶贫模式的多案例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如何协同推动扶贫产业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并带动贫困户获取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收益:企业发展与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将本地资源禀赋变成有市场的产品,政府因势利导对企业进行扶持激励并协调提供软硬件服务,从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扶贫产业;在可持续产业带动下,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链订单生产、直接就业,以及将土地租出、到户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取收入,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促进人的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最终目标。最后,就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产业扶贫研究进展及对脱贫攻坚的启示

产业扶贫是行之有效的反贫困扶贫模式。本文从产业扶贫的运行机制、成功模式、效果评价、问题化解和比较研究等方面对产业扶贫的研究进行分析,指出产业扶贫与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其它扶贫模式相互配合,减贫效果非常显著;提出应当创新扶贫模式,构建主要由产业风险识别与防控、产业扶贫具体实施和问题反馈与纠正组成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实现扶贫开发由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促进贫困人口持续稳定脱贫和不返贫。     

资金流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全国722个脱贫县和1058个非贫困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实证检验了金融资金流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资金流入能显著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且对脱贫县的促进效果强于非贫困县;金融资金流动主要通过带动“实物流”“技术流”和“人才流”发挥促进作用,实现乡村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及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需求端、普惠金融发展的供给端和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政策端均能对促进作用产生正向效应。     

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以Y县为例

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Y县为例,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历程,发现基层政府、经济组织和贫困户遵守不同逻辑,并导致经营主体相继出现产权困境、弱势依附和公平之争等问题,解决制度矛盾的过程推动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因此,从多重制度逻辑出发,扶贫产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机制不是制度优势互补,而是冲突规避。这启发了一种实践导向、以问题为焦点的研究路径,在扶贫系统内部建立快捷高效的问题反馈—应对机制,有助于促进经营主体创新。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从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河西走廊寒旱农区产业扶贫发展历程

产业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最根本、可持续的方略。以甘肃省永昌县东寨镇发展产业带动脱贫致富为例,运用事例证实、数据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从资源禀赋历史的视角分析东寨镇农民贫困的原因、发展产业带动脱贫的阶段性特征和产业带动脱贫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用时空跨跃的思维方式和历史进程的细微思辨,得出干旱农区产业扶贫是解决农民生活困难、贫困户脱贫、区域性整体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推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精准扶贫的元要素聚焦与整体治理路径

举全国之力开展精准扶贫,业已成为当前农村建设发展的重点工作。但从全局看,精准扶贫中仍存在政策消解现象增多、项目制扶贫的负面效应凸显、脱贫主体面临短缺与流失的挑战以及区域协同合作比较匮乏等碎片化难题。破解当前困局,需要尽快聚焦精准扶贫的元要素,既要大力联合脱贫主体,积极构建扶贫产业,同时也要促进扶贫政策耦合,加速区域协同扶贫。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一方面,通过整体培育脱贫主体与人才,并以资源整合促进扶贫产业发展,为精准扶贫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策合并构建扶贫政策圈,同时统筹扶贫的区域合作治理,为精准扶贫营造良好环境。     

农村地区精准扶贫下“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以河南省禹州市烟叶扶贫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实践上,禹州市在推进烟叶产业扶贫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经营粗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扶贫资金渠道单一和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乏力。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要加大对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扶贫资金渠道和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精准扶贫不仅能助力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对"脱贫攻坚""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针对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存在的基础设施制度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制度缺失等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期望通过相应的举措助力精准扶贫,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生态化建设——以阿坝州为例

乡村振兴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民族村寨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对民族村寨的振兴需要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以阿坝州为考察对象,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社区参与为研究理论,在充分调查当地旅游与扶贫及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旅游、扶贫、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促进居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影响机理。旅游发展与环境有紧密的共生性,当地的旅游生态化建设要将保护生态环境贯穿始终以及民族社区居民要积极的参与。提出要转变旅游发展理念,建立农村旅游合作社,建立当地居民旅游资源入股企业的新模式,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培养新兴业态,融合传统农牧业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寻求民族地区旅游与环境一体化共生的实现途径,才是实现农牧民增收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经营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