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融结合、高管团队特征与创新效率

选择2010—2018年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SFA模型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的关系,并重点考察了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可显著提升营收创新效率,但会损害其研发创新效率;企业高管团队越高学历化、年轻化、男性化,越倾向投资金融企业,实践产融结合;在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的关系中,高管团队特征存在显著的不同程度的调节效应,不同高管团队特征的企业,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关系呈现不同的规律。     

产融结合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的因素与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而金融投资领域的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源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重视产业和金融的结合,促进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反馈的过程,产融结合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能否深化的需要。因此,需要重视产融结合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产业结构转型缓慢、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同时风险、制度、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制约了产融结合的步伐。这需要我们回归金融本质,提高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创新产融结合的方式,并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消除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门槛。     

基于资本循环视角的产融结合研究

产融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产融结合的资本循环过程是流通过程、生产过程和虚拟增值过程的统一.产业资本外溢的过程,也是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化的过程.一定程度的产业资本外溢对整个国民经济有促进作用,但过度的外溢将会导致虚拟经济中泡沫的产生,对国民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GE公司是产融结合的典范,它的发展说明产融结合型的资本循环比单纯的金融资本运作更有竞争力.中国应该从产业政策、资本市场发展、金融混业经营、产融结合型人力资本培育等方面进行改革,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循环创造有利的政策、市场和人才环境.     

经营性扶贫资产管理的现实挑战与解决路径

经营性扶贫资产是稳定脱贫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由于经营主体拖欠分红或未退还入股本金的问题有所显现,经营性扶贫资产的司法诉讼案件不断增加。基于对司法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经营性扶贫资产面临较大经营风险和司法风险。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促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兴旺,还是促进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都需要确保经营性扶贫资产稳定发展并实现保值增值。因此,必须健全经营主体运营和监管机制,妥善处置经营风险,还要着力提高合同文本的规范性,利用案例指导制度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     

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异质性与技术创新

基于微观主体的视角,以中国高新技术行业375家大型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考察了金融中介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银行信贷对企业的债务治理效应越佳,产权属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减弱;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使资本流向具有投资价值的创新项目,弱化经营年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基于风险态度的农户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分析

农户金融素养的高低和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其信贷选择,进而影响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基于贷款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利用prob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农户金融素养和风险态度对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正的直接效应;(2)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7.8％;(3)农户金融素养对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受风险态度的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农户素养,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建议,政府实行对于农户风险态度改善的针对性培训,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与风险态度认知.     

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影响因素、模式及路径

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可以促进两个产业创新发展,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价值链的增值。在分析影响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三种模式,即主动融合模式、互动融合模式及重组融合模式,并提出强化旅游信用再造、完善银行金融支持、创新旅游保险体系和推进两业产融结合等融合发展路径,从而促进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融合协调发展。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

供应链集中对企业而言既有整合效应也有风险效应,供应链集中度究竟如何影响企业获取银行信贷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银行信贷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供应链集中度的提高,企业获取的银行信贷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经营风险和资产专用性在供应链集中度影响银行信贷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议价能力较弱、非国有和中小型的企业中,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将供应链集中度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维持适度的经营风险和资产专用性水平以获取更多银行信贷；同时银行应关注企业的供应链集中度水平,充分评估授信风险并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论新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

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在2007年底要按照新的标准计算其资本，但考虑到我国银行体系的不成熟，我国承诺将在2012年履行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针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问题，详尽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框架的标准以及我国银行业在银行监管、信用环境、银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指出了我国银行业现状与新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框架的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融资方式与小微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实现转型发展要以创新为本.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推动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对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阻碍了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当前,有关融资和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相结合的研究还十分缺乏.文章利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来自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正式融资和来自民间借贷的非正式融资对小微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有助于促进小微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提高小微企业研发与创新投入;来自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小微企业的研发与创新投入.基于此,从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两个方面提出了缓解资金约束以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分工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产业融合发展的出现又必然形成新的分工，分工和产业融合发展相互渗透。研究分工问题要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在揭示分工、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前提下，基于分工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8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正从低水平起步阶段迈向加速发展阶段，分地区的整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格局，而增长速度呈现“中西部高于东部”的区域格局。对2006—2018年的中国农村交易效率进行测度显示，中国农村交易效率总体发展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改进空间仍然很大。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农村交易效率测度结果的基础上，使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下农村交易效率显著提升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交易效率每提高1单位，会引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加0.141 9单位。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农村交易效率较低(即低...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影响与中国的应对思路

本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动因及如何引发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进行了剖析,认为过于宽松的房贷政策种下了危机的种子,资产化将房地产市场风险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利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最终导致这场危机爆发。而金融监管相对于金融创新的严重滞后、金融市场投机者的贪婪与社会责任的缺失、消费过度但储蓄不足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这场金融危机深层次原因,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是这场危机迅速传染扩散的体制基础。为应对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应高度重视并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注重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呼吁并积极推进建立世界性机构协调全球经济的运行和发展。     

大数据时代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风险管控

基于大数据引发的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分析,深入探讨商业银行严控小微企业贷款的主要原因及其发展态势,并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小微企业风险管控模式,继而提出了商业银行管控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的路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依托网上电子银行建设、贷款审查机制创新、投贷联动类业务发展等新举措,商业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时能实现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借助大数据,商业银行整合小微企业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条件已经具备,信贷风险完全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根据美国的经验,总结、归纳出发展新经济需具备的本质性的条件:国家宏观上的战略启动与个人分散的自由创新之间的紧密融合、发挥“合能效果”的能力、适宜的制度安排、有效的金融支撑、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并结合实际指出,我国应在国家宏观扶持、重点发展产学研聚集区、提倡自由创业、保护知识产权、发展风险投资业、建设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等方面作出努力,大力发展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