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视角下的口述史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诞生距今已有60年。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口述史项目,管窥我国口述史研究的现状。研究发现,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口述史立项数量逐渐增多,对于推动我国口述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文化教育、民族问题研究和艺术是专题型项目中的重中之重;访谈对象以文化精英为主,同时视线开始转向到普通大众。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支持力度有待加强;口述史项目在地域、学科和民族的分布上并不平衡;对普通人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不足以及口述史理论研究还很薄弱等。基于研究发现,对今后的口述史研究和项目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现代口述史的时代性刍议

现代口述史是历史学科中的一个方法论体系.它是在文献史料的缺失和新史学研究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被史学界广泛用于对各种事件和人物进行口述研究.理论上人们也对其方法之先进、通俗给予肯定.文章主要对口述史的时代性进行阐述,现代口述史拓宽了搜集史料的范围,具有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生活,大量采用新技术手段等时代特色.现代口述史汲取了社会学中先进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囊括了社会上层及下层人士,对社会生活发挥着积极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口述史的研究范式也由简单的记忆发展为现代新理念指导下的历史再现.在未来,口述史学将凭借信息传媒技术,更广泛、更深刻地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足迹.     

电影口述史的一种可能——以汤姆·斯坦普尔观众口述史研究为例

当前国内的电影口述史研究还处于"电影人口述史"阶段,这与从更民主角度进行历史书写的口述史学科品格还有一定的距离。尽管在史料采集、留存等技术路线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如何将"口述史料"转化为"口述史学",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与深入的必要。21世纪初汤姆·斯坦普尔的"观众口述史"研究,基于普通观众电影记忆视角的旨趣,凸显了"口述史"的"人民性"特征;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策略,又避免了"口述史"仅作为"史料"存在的情况。对它的引介、梳理与思考,可以为国内从"电影人口述史"走向更深入的电影口述史学研究,提供一种可借鉴的研究路径。     

现代口述史对传统历史学的突破与拓展

现代口述史产生于人类社会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期,它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史学欲以史为诫的治史功能,同时,又反映了现代人欲以通俗的方式反省、总结在通往现代化过程中已走过道路的愿望。由于口述史走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举的路线,它的研究波及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口述史的取材弥补了传统史学的文献不足,拓宽了历史学对社会的干预和教育功能。口述史的方法论吸取了新社会史学向社会现实调查取证的科学方法,又迎合了信息化时代各种知识日益综合化,知识之间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大趋势,因而在未来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途。     

“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

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在西方悄然兴起。近年来,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运用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使得民族音乐领域中的"口述史"研究获得较大的进步与突破。学者们在重视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民族音乐"口述史"实存分析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音乐学界对"口述史"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还存在许多疑惑与误解,对"口述史"的价值、地位、特征等还认识不足。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有着独特的范畴和特点,以土家族土司音乐为例,其"口述史"研究同样有着自身的规律和法则,尤其是对土司时期反映土家族人民俗生活、仪式音乐与典型的土司音乐等实存音乐现象进行的"口述史"研究。人们运用了现代录音、录像技术,记叙了土司到普通民众在民俗、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生活历程。如今,"口述史"将借土家族音乐更广泛、深刻地记录下土家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痕迹。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研究的亲缘性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视角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的真实性和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大量普通女性和底层民众往往被排除在主流历史建构过程之外,但是书写历史的神圣性常让人们遗忘这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口述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妇女对日常生活的讲述中挽救和建构妇女史。相比于文字材料,口述材料的特殊价值在于对讲述者主体性的尊重和恢复,以及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起来的研究双方的平等关系。     

从口述实录文学到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冯骥才口述史方法的共性与嬗变

通过介绍冯骥才在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领域的口述史代表作,以对比研究的方法探讨口述史这一学术方法的共性与发展、变化。结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广泛运用口述史方法的背景,文章认为,口述史的书写事关每一个普通人的文化话语权,是文化学者与人民大众之间平等、真诚的心灵交流方式。所以,对于口述的源头,即人类记忆的关照应该成为人文学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口述史:武汉城市社会研究的"活材料"

近年,随着城市史研究热潮跌宕,口述史进入社会文化的书写与阐释中,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然而,面临材料匮乏之瓶颈的武汉城市史研究,却尚未重视口述史这一宝贵的"活材料"。虽然口述史存在局限性与搜集之难,但在武汉城市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只要我们沿着合理的路径操作,一定能繁荣武汉口述史,促进武汉城市社会研究的升华。     

论少数民族文献的经史双重特性——以白族文献《白古通纪》为例

汉文文献"经""史"两分。"经"以载道,属于神圣叙事;"史"以证道,属于历史叙事。然而在少数民族文献里,神圣叙事与历史叙事常常混融不辨。《白古通记》是一部著名的白族古代文献,对它的考察证实,少数民族文献具有亦经亦史的双重特性,应当置于少数民族各自的历史文化处境予以认识和运用。以经掩史或以史掩经,都将错会这些少数民族文献编撰的真质本义。     

章学诚史学思想中的历史事实问题

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解综合的方法探讨章学诚对历史事实问题的看法,结论认为:史学家研究历史事实的基础是历史资料,历史资料在使用前必须经过考证以确保其真实性,与历史问题相关联的真实的历史资料形成历史证据,历史学家以历史证据为基点进行推论建立起历史事实.     

谈谈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史学工作必须改革。但是,"历史学科现代化"的提法不太确切。史学工作的改革,是要求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及怎样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这里。     

情感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

情感史研究旨在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参与者自身经历的事件,洞悉其情感表达,并解读他们情感体验背后的历史意义。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开展情感史研究能转换教育史学研究范式,推动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践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强化教育史鉴今功能,给教育情感以历史观照;顺应国际史学发展趋势,拓宽教育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开展情感史研究,应以学校和家庭教育情感史为主题,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树立大教育史观,注重记忆、回忆录、自传、书信等史料的搜集,采用教育叙事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经济史与社会史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设计史若干问题谈

30年来,设计史研究飞速发展,从内容到方法日渐充实,学科日渐成熟。但从内涵对象、任务作用等方面来看,设计史尚缺乏一个合理的学科内核。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问题,既涉及到自身的,也涉及到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将设计史作为学科来建设的角度而言,仍有一些较突出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环境史学论要简

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以人类与环境的互动,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人类活动对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等为主要内容。生态文明史观是核心指导理论;其研究方法在承续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外,大量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其中,史实综合互证法、实地调查法、口述访谈法、计量统计法为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该学科扩大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增加科学要素,强化史学的公共性等方面发挥作用巨大。     

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叙事的问题,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现实反映到革命的历史化讲述,再到历史的革命化讲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建立革命历史的整体记忆。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关键。     

“神话”、“历史”的联袂与分裂——以1902年为起点

1902年前后,国人从日本译介了为数不少的史学著作,对文明和历史的理解拓展到美术、哲学、法律、宗教、风俗等领域,神话学与历史学同源联袂而生。此时,神话一词并没经过太多的本土过滤和反思,没有可能去面对语力怪神现象,更没有机会去统摄中国本土的神圣叙事。此后,受西学范式影响,神话学与历史学分裂,遂成为被史学家排斥、被文学家接纳的民间文学内容。基于反思传统与反思现代的双向动力,当下亟需重新面对中国神话与历史,将之作为进入本土文化传统和文明基因的重要门径,以此引导对中国文化做追本溯源式的全盘理解,对中国历史叙事和现代神话学做批判性整合思考。     

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经历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涉及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界定、区分和评价。就此问题,国内学者多以“内史”为重,一些关注“外史”的学者也往往坚持内外史的综合。然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这种讨论的前提是坚持“内外史”的彼此对立存在,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要求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由此科学观出发,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纯粹的科学“内史”不复存在,“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被消解。     

应用与实践--科学史研究的生存与发展

提出了一些加强科学史研究应用与实践的设想，并认为：科学史研究不仅需要从“内史”走向“外史”、“综合史”，也极有必要走向“史外”．     

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

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在医学史内部孕育并诞生的,是医学史研究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其研究者也大多为医学史家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随着新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疾病、医疗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医学史和历史学之间融合的不断加强,使得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领域逐步完善起来。医学社会史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至今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