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5-2016年间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市级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该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时间惯性”，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空间上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周围城市的生态效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来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升本地区生态效率，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集聚则会抑制生态效率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与城市等级规模有关，在特大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生态效率；而在其他类型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例

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绿色5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从空间格局来看,新型城镇化指数上升,环境污染指数下降,两者均存在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差异明显,表现为区域中心城市城镇化水平较高,西部地区污染水平较高;从直接影响来看,新型城镇化能够降低本地区的环境污染,且经济、社会和空间城镇化发挥了主要作用;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人口城镇化加剧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从城市群来看,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对本地区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且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也能降低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空间集聚可以促进区域海洋产业的发展吗?——兼论蓝色经济区中海洋产业的集群化对策

由于不同沿海地区经济基础的差异,在海洋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在空间上会不断向经济优势地区集聚,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下,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会形成一种“中心一外围”模式,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态势.空间集聚会带来正面的集聚效应和负面的拥挤效应,相比陆域经济,海洋生态的相对脆弱性会使得拥挤效应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地区的海洋资源就会出现被过度开发的局面,而外围地区的海洋资源却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因此,空间集聚一方面促进了区域海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在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中,也会出现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现象,这就需要对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进行权衡以实现资源环境约束下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旅游产业集聚是旅游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必经阶段,为研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熵值法、ESDA方法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类型以H-H和L-L集聚为主,二者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演变趋势在整体上均表现为以原有集聚区为中心向邻近地区扩散的特征;旅游产业集聚不仅能显著带动当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且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交通改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均能不同程度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旅游碳排放强度则显著抑制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和旅游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正溢出效应,交通改善呈现出显著的负溢出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     

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在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绿色发展之路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日益凸显。基于2007年—2019年全国280个城市的宏观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分布区域的城市中表现不同。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协同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时发现,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不仅可以促进所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可以促进周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推动金融集聚和健全环境规制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财政分权、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文章以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基于277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过,短期直接效应、长期直接效应大多显著,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锁定现象,财政分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被锁定在本地或一定距离内的圈内城市之中。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吗？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未来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滞后效应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均存在空间相关效应,即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其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也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二,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但本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门限效应;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其中交通便利度和政府行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     

国内价值链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技术创新成为重要战略基点。从国内价值链网络角度出发,基于2012、2015和2017年我国城市尺度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国内价值链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地区国内价值链网络连接强度提升不仅可以增强本地区企业创新能力,还可以促进邻近地区企业创新能力,并且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和GMM估计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内价值链网络下,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效应空间溢出更明显,而中西部地区随着国内价值链网络连接强度提高对本地企业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更明显;(3)机制分析显示,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产业多样化集聚在国内价值链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产业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小于产业专业化集聚。     

成渝绵科创走廊建设：功能定位、空间分布与动力机制

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需要尽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既是强化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关键抉择,也是提升区域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促进科技创新要素高效集聚的必由之路。论文首先明确了成渝绵科创走廊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进后的空间引力模型测算出成渝地区市际科创联系强度与隶属度,并采用Moran's I指数考察了区域科创活动的空间关联结构,进而明确了科创走廊建设的具体空间分布范围。最后,从基础动力、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的三个维度对构建"三核一廊多城"的成渝绵科创走廊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凭借优势互补的区域协同创新格局助推高质量发展。     

人口集聚、人才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 ——基于空间效应和空间衰减边界的视角

为了发挥我国人口对创新体系构建的协助作用和增强人才对科技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需要厘清人口集聚、人才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10—2018年我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人才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集聚抑制本地技术创新,且不具有空间外溢效应,人才集聚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该结果具有稳健性;(2)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而融资环境、财政分权程度和教育水平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3)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人才集聚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倒U型"影响,其最优的影响范围为75～200千米.最后,本文从建设教育强国、改善融资环境、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西北地区产业集聚与城市人口集聚:交互协同及地理耦合——基于演化视角的空间统计分析

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中的必然态势,产业集聚所引发的经济要素空间流动对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2005-2012年西北地区51个地级行政单元的二、三产业及城市人口数据,利用地理统计方法对西北地区的二、三产业及城市人口集聚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5-2012年西北地区产业及城市人口的General G指数表明西北地区产业与城市人口集聚存在明显关联,伴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城市人口集聚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二者存在明显的共生性增长态势;2005和2012年西北51个地区产业及城市人口的Gi指数分布表明西北地区产业及城市人口集聚存在明显的地理耦合,且二者集聚热点均呈扩散态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西北地区产业及城市发展的调适措施。     

湖南省县域人口与经济差异测度研究

基于2007—2016年湖南省100个 县域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协调度指数、重心模型、ESDA等方法,系统分析了湖南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空间集聚程度、重心偏移、空间自相关性等特征,探讨湖南省人口、经济变化及时空协调。结果表明,湖南省经济对人口存在事后调节作用,各分区间存在差异;人口、经济均呈现“东密西疏、核心-外围圈层、低等级城市连片”的分布特征;经济对人口流动存在虹吸效应,区位劣势、资源枯竭型县域人口外流较显著;研究时段内,核心城市聚集作用渐趋增强,人口流动具有经济导向性;人口与经济重心均向东北偏移,且经济重心移幅大于人口重心移幅。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人口呈现高-高、低-低集聚态势,经济则呈现低-低集聚态势。     

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分析

在2019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目前各地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所展开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强化中心城市作用的区域经济发展导向，究竟是会导致城中心城市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劣化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是会形成更强的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其辐射扩散范围，缩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研究针对性分析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及协调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层面，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倒U型模型对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构建形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分别从中心城市在集聚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中心城市在扩散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作用、中心城市不同首位度水平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内部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在实证层面，研究以中国十九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2017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展开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生性...     

产业地理集聚与中国制造企业出口行为及绩效

本研究利用企业数据,考察城市尺度出口企业集聚的本地溢出以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企业集聚带来的地方化经济很显著,但是地方化经济发生作用还和空间尺度有关。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对同产业的内资企业出口只有在地级市尺度上才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在县级尺度上并没有这样的作用。相反,无论是在区县还是地级市尺度,内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有利于提高本产业内的其他企业的出口概率。研究还发现,单纯的外资企业集聚并不会显著促进内资企业的出口,只有出口外资企业才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外资出口企业集聚存在显著的城市化经济,在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有利于促进该地区所有产业内企业的出口。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会提高了相同产业内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内资出口企业的集聚只能提高同产业的内资企业的出口强度,而对外资企业没有影响。出口企业的集聚既能促进本地区其他企业的出口,并且提高企业出口绩效,因此制造业企业出口集聚区具有自我强化效应。     

人口集聚、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基于两类环境污染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普通面板最小二乘法、空间杜宾模型对人口集聚、工业集聚与生产污染、生活污染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利用SAR、SAC模型对本文的分析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污染在地区间存在"高高"、"低低"聚集的现象;工业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U型曲线关系,在引入空间相关性之后,生活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人口集聚对工业污染与生活污染的影响存在分异的现象,忽略空间相关性会高估人口集聚对工业污染的影响,人口集聚主要导致的是生活污染,而不是工业污染;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工业污染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生活污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工业污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生活污染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管制对两类污染都有显著的改善效应,但对工业污染的改善效果更明显。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工业污染没有显著的改善效应,但对生活污染却有显著的改善效应。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对污染的分类治理、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人口与工业的适度性集聚、地区污染的联合治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