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它促进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个人自由的确立。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危机和挑战。黑格尔最早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批判了现代性,主张以理性取代知性,以伦理国家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伦理国家。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论感性存在对精神的超越与局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的阐释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存在论基础。存在来自于存在本身,思维源于感性存在;故以感性存在说明思维,用现实的感性存在的个人解释政治国家和精神,理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后来在"导言"中不仅坚持了这一存在论和方法论立场,而且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意识到,要把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变革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关系。总体而言,马克思此时还在感性经验的现实层面批判黑格尔国家观,还未到达哲学反思的现实层面,因此未能深入领会黑格尔将国家视为国家理念自我实现之深刻的现实内涵。而无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的成功还是缺陷,都构成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向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阶梯与内在动力。     

费尔巴哈“主谓颠倒法”对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意义

学界对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运用费尔巴哈方法基本达成共识,但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运用了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法"意味着他是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展开对黑格尔的批判。事实上,马克思是利用了"主谓颠倒法"揭示出市民生活与国家分离统一的根源在于构成经济生活的市民社会内部,而非黑格尔所强调的理性国家,而这一颠倒不是简单地恢复人的地位就能完成。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泛逻辑主义错误恰恰是现实世界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映,要想完成对黑格尔的批判,就必须深入到市民社会内部。正是根基于现代社会的特征分析,才决定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主谓颠倒法",仅仅完成对黑格尔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第一重颠倒,而是以对现实人具体生活的辩证方法论为基础,使得马克思走向揭露现实本身就是颠倒的第二重批判。     

“头足倒置”抑或“首尾不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旨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在何种意义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分析

基于对市民社会在历史和逻辑上的非同步性认识,马克思和黑格尔提出了不同的市民社会观。由于深刻认识了英国式市民社会的双重性,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表现为这样的逻辑：特权-同权-扬弃同权的特权。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受市民社会的传统政治内涵和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建构起以人本学为框架、以人民主权为内容的特权市民社会观,即马克思只是从政治特权层面上批判了黑格尔逻辑中的第一环,而没有完全驳倒黑格尔。这是与他此时缺乏古典经济学知识直接相关的。这种理论缺失虽然使马克思无意中陷入了资产阶级法权意识形态,但其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却成为他转向一般唯物主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探索之路的重要契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思想史上 ,黑格尔终结了传统哲学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等同的理论观念 ,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 ,他对市民社会的性质、特征及其基本原则的阐释 ,以及对市民社会与家庭、国家关系的分析 ,不仅树起了市民社会学说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而且“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切入点。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并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并且决定政治国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论实存与本质关系的历史性倒转——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重点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是缘于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当马克思认识到自己所敬信的黑格尔关于理性国家观的本质与社会实存相矛盾时,他在研究国家的历史中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国家法进行了批驳。马克思在文本中把政治国家理念产生现实市民社会的不当关系倒转过来,在批驳中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中存在与本质关系的颠覆与创新,最终得出抽象的政治国家决定于市民社会的独创性观点,并指出只有在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实行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的"真正的民主制",才能克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现实矛盾而使二者达到同一。这一颠覆性的认识变革是马克思观念形成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马克思人民主体性的国家建构思想——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探讨

马克思突破了原子式个体和国家伦理实体两极对立的政治哲学研究方式,从现实的、具有社会特质的个人出发,提出了人民主体性的国家建构思想.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立宪君主制的国家观,揭露了黑格尔通过国家伦理实体规范个人、实现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统一观点的抽象思辨性,并同主张通过抽象个体间的契约形成"公意"的国家观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把民主制作为同国家的人民基础相契合的制度,主张建构人民性的行政权和立法权有机统一的国家体系,以便解决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劳动和享受分离的问题.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政治哲学研究方式、重视国家解决社会利益矛盾效能的观点、把建构人民主体性的国家作为实现人民自由的重要途径的思想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中的个人概念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青年马克思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最终导致了个人分裂为市民和公民,这一分裂意味着个人要么是纯粹个体和利己的存在者、要么是纯粹普遍和虚幻的存在者。为此,他提出只有人类的全面解放才能彻底消除这种分裂,才能使个人同时既是市民又是公民,青年马克思所主张的这种市民与公民相统一的“个人”,不仅构成异化劳动思想的切近前提,还间接地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个人”的理解。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之诠释

1844年以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集中批判了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那时马克思使用的"市民社会"始终是与政治国家相伴随的,它主要指处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市民社会.1844年以后,法哲学批判转变为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深入到市民社会内部来揭示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这时"市民社会"则指物质关系总和.市民社会的概念体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成熟过程.同时,这一变化也反映了马克思研究方法的转变,并且粗略地勾勒出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历程.     

哲学经济学视域中的劳动论题——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的微观研究

劳动作为重大的理论课题,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后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深刻的思想传承关系。简言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揭示了劳动的社会历史内容,以此表达了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将其上升为现代性的一个哲学问题,进一步描述了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结构及其矛盾;最后,马克思把劳动理论推进为一个彻底的批判理论,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性理解。在马克思全部理论中,哲学的“劳动”概念和经济学的“生产”概念构成了表征理想和批判现实这两个不同的方面。     

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黑格尔主义起源

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是黑格尔主义.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政治思想发展的转折点,而且是他全部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其中,黑格尔政治哲学对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     

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

伦理实体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并充分阐发的重要概念。在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中,伦理实体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诸形态构成的辩证发展的体系。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过渡的和否定性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复归的和否定之否定的伦理实体。在伦理实体的这三个结构中,都存在着由“伦理的实体”蜕变为“不道德的个体”的可能与危险。伦理实体的概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伦理—道德悖论,要求进行道德哲学的转向,由对个体伦理、个体道德的关注,进展到对实体伦理、实体道德的追究,建立以个体伦理—实体伦理为二维坐标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     

论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内容对马克思的影响

在颠倒黑格尔的法哲学之后,马克思对被黑格尔歪曲了的市民社会产生了直接的理论兴趣。1843年底马克思才认识到,要把隐藏在市民社会背后的因素呈示出来并对其进行批判研究,必须具有足够的经济学知识。于是,马克思将其理论研究的维度从纯哲学领域推进到经济学领域。在此过程中,被黑格尔用来论证法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给予了马克思相当多的启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市民社会的构图,明显地受到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向度——由“市民社会” 概念出发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一般地指向物质生活关系的研究，同时在此深入中还体现自身为哲学批判。但这两重批判的联合并不意味对实证科学的无原则认同与对哲学的单纯拒斥，正是在对市民社会之实证—肯定与批判—否定的双重维度中，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哲学”向度。此一新向度所开启的乃是一种脱离思辨范畴，并力图从范畴前的人的感性活动本身来探讨人类历史的存在论境域，也正是此一境域的打开，为唯物史观的实践原则完成了哲学奠基，并切实拥有对当代社会的本质批判力。     

晚期资本主义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突围

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出市民社会中存在异化的交往机制;哈贝马斯尽管弱化甚至放弃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因素,却在探讨生活世界的理想交往机制中,推动市民社会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中进行突围。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文化效应经葛兰西开启之后,又在哈贝马斯这里得到深入拓展。     

市民社会与人权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人权批判思想论略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得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与人权的结论，通过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人权之间关系的分析，强调只有消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才能扬弃资产阶级人权的内在缺陷，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