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信息学奥赛生”——对三名女大学生竞赛经历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三名参加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女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女性从对信息技术产生兴趣到真正投入这一领域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学科体系、教育环境、社会氛围的诸多阻碍。作为在青少年时期就接触到信息技术的女性,信息学奥赛的经历对她们认识两性差异和构建自身性别身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技术与性别的张力在她们的性别观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总体而言,计算机领域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学科领域,技术对女性的赋权与排斥同时存在。只有营造一个性别友好的环境,打破性别认知偏见,女性在技术领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发展

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别研究是近年来在国内外逐渐被多个学科关注的新问题,也是对气候变化与人类——尤其是女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对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环境、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气候变化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结构可划分为价值观、习俗与制度、行为和知识等三个层面的构成要素,其研究重点可分为气候变化对女性的影响、女性与气候的关系与女性应对气候变化等三个层面的内容,同时它也具有环境、国家、民族和文化等多样性的属性和特征。未来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别研究可以从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结合实际的运用实践两个方面发展。     

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法官的"赋权"问题 ——基于法官新媒体使用及其评价的实证研究

新媒体时代司法领域对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正在深刻影响着司法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其中法官对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充满期待,对于推动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都是难得的机遇.本文针对作为司法公开"受众"之一的"法官"群体的新媒介接触与信息传播状况展开研究,发现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法官"赋权"效应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动态的.新的传播技术在法官获取更多社会资源、推动法律的完善,以及判决的法律与社会效果的结合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同案同判"目标的追求中"赋权"问题却存在复杂性.与此同时,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对法官的"赋权"也面临现实困境.因此,从理念升级和加强制度建设两个层面强化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对法官的"赋权"效应,成为实现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良性互动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法官的"赋权"问题 ——基于法官新媒体使用及其评价的实证研究

新媒体时代司法领域对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正在深刻影响着司法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其中法官对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充满期待,对于推动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都是难得的机遇.本文针对作为司法公开"受众"之一的"法官"群体的新媒介接触与信息传播状况展开研究,发现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法官"赋权"效应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动态的.新的传播技术在法官获取更多社会资源、推动法律的完善,以及判决的法律与社会效果的结合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同案同判"目标的追求中"赋权"问题却存在复杂性.与此同时,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对法官的"赋权"也面临现实困境.因此,从理念升级和加强制度建设两个层面强化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对法官的"赋权"效应,成为实现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良性互动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新媒体技术赋权下的文化消费：特征、成因与对策——基于南粤L市184名流动青少年的实证调查

新媒体作为一种技术赋权下的文化商品与文化载体，已经成为现代文化消费的重要形式，塑造和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社会化过程。在对“00后”流动青少年文化消费现状开展调查后发现，流动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呈现科技和网络依赖，但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水平较低；新媒体逐渐成为流动青少年文化资本培育的重要途径；家长对子女使用新媒体缺乏有效的教育与引导。可以创设文化消费公共机制，通过公共服务支持与公益赋权，以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增进原生家庭文化资本、家校社协同共育、公共文化数字化阵地建设等策略，促进流动青少年在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主体文化资本与高雅文化素养等方面的提升。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

对于技术这一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的重要现象，人文主义学者自然要从人的利益出发加以批判与反省。本文就是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这种技术图景所做的一个初步研究，它所试图表明的是，人文主义学者所提供的各种技术批判理论并不是反技术的、拒斥技术的。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具有它的理论向度，它所反抗的是隐含在其中的文化的根本理趣与假设，如人类中心论、理性的工具化倾向。同时，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也有它的社会合理性，它所关心的是技术与人的关系，人类的未来。因此，作为技术文明的解毒剂，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批判为我们重新估价技术，探索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的关系，摆正技术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     

文化女性主义视域中的技术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弘扬那些被贬低的女性价值,重新开拓女性的价值空间,重估女性对人类技术发展的贡献。在文化女性主义看来,技术蕴含着性别隐喻。从性别文化的角度出发,摩尔根基于进化人类学将技术分为采集技术与挖掘技术;芒福德将技术分为容器技术与支配技术;理安·艾斯勒将技术分为"圣杯"技术与"剑"的技术。社会建构论是文化女性主义技术认识的基础;拓展包含女性气质在内的新技术体系是其技术发展的指向;技术与性别的相互形构是其技术变革的价值实现方式。     

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一种社会文化的视角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相伴随的。在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的现实环境下对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之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对于一个社会理性而慎重地对待传播技术具有重要意义。传播技术的发展既给整个社会带来新的机遇，又增加了社会风险与挑战。但传播技术只是给社会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却并不能决定社会历史的最终走向。     

性别与发展研究：起源、理论和方法

在跨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女性,性别研究正在不断分化出多个分支领域,性别与发展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从性别与发展研究的源流、理论和方法、性别与发展项目等方面,探讨这一分支领域的学科建设问题,研究结果如下：性别与发展研究源于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发展观的变化、妇女运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性别与发展研究在理论上可区别为两种形态（WID和GAD）,而在实践中两者往往难以区分;性别与发展研究有相对独立的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上的性别平等主流化和妇女赋权两大战略,又有微观层面上的性别分析、性别计划、性别统计和性别预算等具体操作方法;性别与发展项目是性别与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     

“技术-性别-自然生态”问题探究——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阈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压迫"与"自然压迫"具有内在关联,因而呼吁发起一场颠覆男性权利的生态革命,建立男性与女性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在对这些问题的反思过程中,她们把目光投向了技术,批判了技术的"非生态化"与"男性化"特征,并指出了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生态女性主义视界中的技术整体上是悲观主义的,认为现代技术是典型的男性文化的象征。她们主张发展出男性化特质偏弱、渲染着女性特质的、民主的、人性化的,以生活为导向的技术。     

如何在环境保护类项目中推进性别主流化

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议题. 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退化对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消极影响,同时也意识到女性参与环境保护对可持续发展以及女性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 充分探讨了环境问题与性别问题之间的深层次联系,研究了国际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的制定及应用现状,并就如何在环境保护类项目中推进性别主流化提出了具体建议. 鉴于环境问题与性别问题的本质联系,只有将性别主流化充分纳入环境保护项目的各个环节,才能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进程中消除性别歧视,推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进而实现人类社会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论技术领域的性别平等

在技术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表现在：技术领域两性参与者数量差距大,两性在技术组织中的地位不平等以及在技术教育领域中的不平等。传统性别文化、有关制度的缺失及女性主体自身的某些不足是造成技术领域性别失衡和等级悬殊的主要因素。只有打破传统性别二元论,营造先进的性别文化,并且通过制度创新和女性自我认知的转变才有可能改变技术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状。     

试论技术的本质

技术本质的界定在学术界一直无法统一，这是有其必然性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技术本质的理解不尽相同，而与传统技术相比，现代技术也有其特有的特点。但技术的发展始终都是伴随人类自身的发展的，对于技术本质的探讨也不可能脱离人的本质的探讨；反之亦然，技术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中，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以解决技术对当代带来的问题，也要放在与人类的关系中去考察。     

论我国农村女性的生计能力减贫

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女性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贫困人口性别差异广泛存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贫困人口的女性现象。女性贫困治理是全球减贫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女性生计能力的减贫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女性生计能力提升是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点,可行能力理论、性别红利理论、赋权增能理论可以构成我国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的理论基础。当前,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面临着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文化水平性别差异、公共空间社会排斥等社会环境的约束。提升农村女性生计能力,不仅是女性发展的核心,也是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更决定着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媒介化视角下我国性别与传播研究的议题变迁——基于近十年5本CSSCI代表刊物论文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5本在性别与传播领域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近十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主要议题为三种类型：一是立足性别与新闻业的关系，将性别作为报道主体或报道对象来展开研究；二是考察媒介实践、话语文本中的性别如何被建构；三是关注技术、平台等带来的性别传播新议题。该研究领域的重心从早期研究较多集中于媒介中的性别呈现、女性的媒介经验探讨转向更为关注性别角色的媒介实践及文本话语生成，发现性别权力与媒介、社会、技术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从“媒介研究”到“媒介化研究”的变化。社会发展及性别观念进步带给性别传播研究更丰富的研究议题，但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     

四川省技术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四川省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等方法,使用1987-2012年的相关数据,对其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它们二者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并有较强的短期非均衡误差修正能力,而且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整体上技术市场发展的效率较低。建议营造良好的技术转移环境,并加强科技中介机构建设,尽快形成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新媒体环境下密切党群关系实践思考

新媒体是现代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具有现代传播媒介的技术优势,以及开放性、快捷性、个性化、交互性等传播特征,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与舆论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媒体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具有桥梁和纽带作用,也为新时期党群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基于这种发展现状,应当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对策,提升党员干部掌握新媒体与运用新媒体的能力,建立健全新媒体环境下的党群沟通与联系机制,并依托新媒体密切党群关系,实现党的各项事业的平稳发展。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百年历史经验

格里塔·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特别是其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论述，分析了人类与世间万物休戚相关的共生共存关系及人类文化的层级性，强调生态、性别、阶级、种族及叙事策略等各种因素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与人类面临的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困境问题密不可分，且第一世界的过度消费对少数族裔女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加德从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的论述、生态理论应与文艺评论联姻、少数族裔女性生存状态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并关注女性生理特征所蕴含的族裔政治和性别文化，力图建立一个不同族裔、不同性别的人类与所有物种间和谐共生的公正世界，丰富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视域下人类增强技术的哲学考察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是具有现代高新技术典型特征的“小写的技术”，它对人类认知、情感、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干预和调节与人类传统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催生了诸多哲学反思。其中，兼顾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理论框架，对于从技术内部的层次结构、形成过程和演化机制等经验层面，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系统描述具有充分潜质。为此，在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理论框架下，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转向后的伦理学、技术方法论等维度的探索与反思，保障了对人类增强技术“本身”的关注，在过程和情境中动态把握人类增强技术演化方向，在批判后达成一种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的“重建”，有助于促进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技术使用者:技术哲学应该关注的一个对象

技术存在的方式在于被使用,只有在使用这一人类实践活动中,才能彰显技术的意义、释放技术的功能并延续技术的生命.技术使用的主体使用者无疑是技术与社会关系网中的重要网结,但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用生产话语来解析使用,过度弘扬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主体功能,从而造就了消费异化的图景.在技术已经奏响时代最强音、技术论已经聚焦于技术扩散阶段的现代语境下,技术哲学有必要拓展自己的空间,把技术使用者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有必要认真地解读技术使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