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踏入西方宪政的文化历程，追寻西方宪政的文化源头，解悟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其中，基督教的性恶论是西方宪政的文化根基；社会契约的政治化是西方宪政文化的逻辑起点；人本主义的崛起是西方宪政的文化内核；法治传统的近代转型是宪政理想的实证标志。     

税收宪政法律文化的中外比较

税收宪政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结合,是税收领域中的宪政安排,是纳税人税权与国家税权运行与平衡的准则.税收契约文化奠定了西方宪政理论基础,我国由于传统文化与宪政文化相冲突,税收宪政理论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本文以税收宪政法律文化为切入点予以中西方比较考察,试图得到一些有关税收宪政建设的有益启示.     

宪法移植与宪政困境——以中国宪政百年为视角

分析了宪政产生于西方的原因及中国宪法移植的历史教训,进而指出中国在宪法制度创新的同时,应注重西方宪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的宪政发展不在于宪法规范的修改,根本在于中国宪政精神的培育和宪政文化的陶冶;不在于人权原则的入宪,而在于社会生活中人权的切实保障。     

古典宪政思想沿革及其制度设计的支撑基点

作为西方政治制度根本性原则的古典宪政代表了西方政治文明的最高成就。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制度就是思想,是思想的外化,而思想也就是制度。西方以讲求权力分立、制衡以及尊重人权为核心与社会治理主要方式的古典宪政思想滥觞于古希腊,萌芽并孕育成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欧美。西方古典宪政思想家在宪政制度的构想与设计中的支撑基点是幽暗意识、公民权利与有限政府（或称作限权政府）。其中,幽暗意识是西方古典宪政思想的文化根基,公民权利是西方古典宪政思想的终极关怀,而有限政府是西方古典宪政思想的制度设计。     

中西方宪法文化的价值观差异比较——以近现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为视角

中西方立宪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从价值观的角度来审视,西方的宪法文化强调的是个体主义、自由、正义和人性恶的价值观,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则是整体主义、秩序与人性善.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促进了宪政的产生,而在近现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中,由于传统文化中缺乏支持宪法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因子,从而导致宪政运动走向失败.因此,中国的宪政建设要取得成效,就离不开移植和培育宪法文化.     

当代中国宪政文化的建构

宪法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宪政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宪政文化。处于一个特定文化传统的我们,在接受来自西方的宪政理念时,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合,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应该在公民中间传播宪政观念,进行普遍的宪政教育,同时,加强宪政制度的建设,以制度来推动和促进宪法文化的建构。设计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政文化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     

论传统法律文化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抵抗

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失败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影响是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失败的重要原因。在现代中国宪政建设过程中,应引进西方的自然法和控权论思想来改造传统的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文化对宪政建设的影响

宪政观念根植于西方法文化土壤,而非我国传统法文化所固有,中国传统法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法文化.宪政建设的成败与一国传统法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法文化对宪政建设具有全面的影响,两者既有相互抵触的方面,也有相互关联的方面.要建设一个宪政中国,就必须对传统法文化进行改造.     

宪政民主与基督教文化关系探微

西方宪政民主的产生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复杂的联系.一方面,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体现为人性论上的幽暗意识,并孕育了权力悲观主义;另一方面,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经过一系列嬗变,最终演变为现代西方公域与私域、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二元政治文化.它们共同为宪政民主的权力制衡与有限政府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后现代化国家社会转型路径的选择——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宪政和民主具有不同的内涵。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英美等国家通过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后现代化国家却在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出现了视野性遮蔽,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今天,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美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自身传统,建设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宪政精神及其在近代中国的缺失

宪政不仅仅是一种约束公共权力、建立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 ,更为重要的是 ,它还应表达观念性的宪政精神 ,体现民众的主体意识、宪政态度和宪政情感 ,蕴含一种正义性的现实关怀和世俗性的终极关怀。近代中国宪政努力的失败 ,正是因为宪政精神在近代中国的缺失     

我国近代社会转型路径的反思——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时下,宪政民主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民主从本意上讲就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两者并非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英国通过对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宪政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之与人民主权论相结合,实现了宪政和民主的联结,也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中国近世,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无视英美宪政民主,推崇法国模式和纯粹的民主政治,结果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因此,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要警惕理性主义,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国＂自发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从中发展出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论宪政必须符合理性--比较分析西方国家不同时期的宪政

理性本应该是哲学的古老话题,而宪政却是近些年来政治法学界的一个热点.学者们分别是从概念、实施的条件、建立的经济基础等角度探讨宪政,很少有学者思考宪政建立的理念是什么.通过对比西方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与民主制度,认为理性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所在.     

从宪法变迁视角看法治的发展

清末立宪以来,中国宪政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产生了十多部宪法与宪法性文件,反映了中国走向宪政与法治的艰辛与曲折。当代中国由于实行不同于西方法治国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涵义也不完全与西方法治原则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变迁,对法治原则的体现又可分为法治的蒙昧时期、萌芽与发展时期和法治地位稳固确立与法治内容进一步发展时期。法治因素的成长与快速进步主要发生在第三阶段。今后一个时期宪法所反映的法治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保障及宪法实施机制进步的层面上。     

近代中国“宪政”:一个煽情的伪命题

宪政的终极价值在于保障人权,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近代中国没有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清末立宪是要借宪政之名分,维系大清国的皇统;民国时期的宪政沦为革命家和军阀政客的工具。而且,无论从宪政的历史发端还是本土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来看,近代中国甚至根本没有宪政的客观需求,所谓的宪政,只不过是一个煽情的伪命题。     

论近代中国宪政期成之争

西方政治文明中的宪政作为舶来品于清末输入中国。自20世纪初梁启超率先揭示宪政的意涵并提出中国20年宪政期成的方案以来,宪政很快由民间话语转为官方话语,宪政之期成遂成为朝野纷争的焦点。清末、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均发布过宪政期成的路线图,朝野围绕这一议题的论辩与对抗从未停息。宪法是处常之法,而非处变之法。于处变之际立处常之法,不仅更具挑战性,且考验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智慧,而政治智慧离不开历史的积累。     

西方宪政文化的深层结构:作为认识论的理性主义

理性论的认识论是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西方式思维中以二级抽象模型的形式支配立宪主义的发展。在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支配下,产生出民主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人权主义等相对表层的宪政文化形态,并塑造出平等、自由的人格特征及相应行为模式。三者共同引导出契约式民主与立宪国家。     

宪政概念的中西差异与整合

中西方学者对宪政概念的阐释都呈现出多重视角.所不同的是,西方学者对完政概念的研究往往从单一维度进行,小切口而深分析,有大量可资借鉴的元素;中国学者之宪政概念往往是一个整合性概念,多维度但欠深入,有必要予以反思和整合,进而重建.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基础,以民主为基石要件,以法治为制度框架,以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主线,以有限政府为基本精神,以人权为终极目标,以程序为实现方式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     

立宪君主制与《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选择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     

中西宪政本土资源的比较分析

宪政发端于西欧,伴随着近代商品经济在全球的蔓延,并成为衡量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尺度。由于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政治体制以及文化差异,宪政运动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势。作为有着几千年华夏文明儒家传统的中国,引入宪政观念不过百年,其间曾有过宪政的光芒,然而传统与时局的力量使得宪政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笔者试图从地缘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与西方的宪政化的本土资源方面作为比较分析,从而析出根植于我们的制度层次面下的一些深层的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本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