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是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当前影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质量的现实原因进行详细阐释,并提出优化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网络的重塑路径。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公共服务基础条件、多元供给主体行为模式和多元合作供给关系三个维度来看,正是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服务支持能力与多元合作供给资源困囿,主体的转译行为与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目标失谐,主体间竞争不完全、效能不确定与多元合作供给功能挑战等多重因素影响,掣肘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服务质量。因此,需从加固多元合作供给网络的结点网络、激活活动网络、疏通关系网络三方面着手,重塑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网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主要体现为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职能转移、角色回归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助于更加明确公共服务进一步改革的方向。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正在发生从补缺式的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向定制式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转型。在此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建构出新型的合作关系。这一政社合作关系的研究丰富与加深了对于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之理解。     

资源依赖、合作治理与公共服务递送——以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运作为例

以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运作为例,基于资源、网络及其组织之间连结程度,探讨各参与主体在公共服务递送过程中,所扮演不同的治理角色,所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及其所形成的合作治理模式。这种合作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参与主体的不同资源优势,并作为网络中的结点,相互建构一种合作、互补、合伙与契约的关系。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与革新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是农村公共服务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普遍共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行政化供给、市场化供给和社会化供给三大类七种模式,各种模式的特色和应用领域各不相同。实践表明,政府本身的认识和能力已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成效的关键因素。由于各地农村的差异,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临以下困境:服务目标上,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目标;供给主体上,政府缺位、市场参与动力不足和社会组织不成熟;供给方式上,难以有效开展公私合作;供给机制上,难以协调公共性与逐利性。为摆脱困境,政府主导下公私合作是必然趋势,政府要兼顾公平与效率,规范自行行为、完善市场建设,处理好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与监管关系,注重引导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动因、模式与展望——基于对广东实践的考察

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兴起涉及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财政压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宏观政策转变等多元动因,因而公私合作在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运作模式,有着各自特色。广东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有五种典型实践模式,即＂私资公助＂＂公助私营＂＂公私合资＂＂公建私营＂＂合资公营＂模式。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从大一统的制度分析出发,对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进行概括性的、全局性的理论阐述。文章基于广东实践的考察,对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多元动因、主要模式作经验分析。这对于促进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生产赋能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机制探讨——基于四川省D镇巷道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

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基础。实践中农村环境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着“国家悖论”下可及性短缺、内生性微弱、持续性不足等多重有效性困境，亟需“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机制创新以应对。通过对D镇实践的个案分析，发现作为赋能型供给工具的合作生产成功实现了对巷道环境的“良善治理”。其机制展现为：利用合作决议构建基于共识的供给价值场域，在推动纵向与横向价值关系整合与责任关联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参与供给的内生性动力；通过合作交付对服务资源开展结构化、捆绑利用和信息共享，实现资源有序编排格局，从而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通过合作管理创设“治理剧场”，将合作供给行为延伸至日常生活，实现服务供给成果的可持续性治理。研究启发实践应强化组织引导和行为助推，加强资源赋能与协作交付，推动制度嵌入与惯习塑造，从而实现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基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视角,总结归纳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特大型城市郊区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分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差异的制度性原因,即公共财政在城乡公共服务投入机制的差异性,政府主导农村公共服务生产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较低,镇与开发区之间财权事权边界不清晰等,提出了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对策建议:(1)增加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与治理的投入,建立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机制;(2)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混合供给模式;(3)构建新型农村治理模式,完善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群团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创新实践——以重庆市为例

群团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进一步引导带动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途径.总结提炼了群团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创新案例,对于推广群团改革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以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为案例观察对象,在描述群团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参与结构、参与方式及参与资源的创新实践基础上,针对购买方式不够完善、购买内容不够丰富、资源支持来源单一等问题,提出了依法引导、建立健全购买清单、增加购买资源支持、搭建群团公益平台等政策建议.     

新型公共服务参与供给模式的研究——以齐放网模式为例

公共服务供给第三方参与在社会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加重要,而社会企业对新型的企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各有不同。由于社会企业组建的公共服务参与系统在供给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上有显著效果,而其成为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第三方的重要要素,决定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管制。以＂齐放网＂为例分析社会企业为核心的新型第三方参与模式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优势与不足,为政府在管理公共服务供给时的效率提升,促进公共部门主体间的协作提供借鉴。     

协同视角下的网络组织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网络组织治理是实现网络组织协同效应的充分必要条件,许多文献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以协同的视角,从协同与网络组织治理的关系出发,分析了网络组织的协同动机和协同目标;总结了网络组织治理机制,并重点评述了关系治理和信任机制;从网络效率、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担三个方面综述了协同对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影响,对当前网络组织治理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约束及制度创新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之路。理论和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在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市场风险、提升品牌产品价值、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增强政府调控的有效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管理体制不顺,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自身财力有限,融通资金困难;市场组织化程度较低,承担风险能力差等现实困境。应加强对农户的合作理论教育和宣传,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强化政府扶持,营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健全运行机制,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培育留得住、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规模。     

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     

深化闽台农业合作几个问题探讨——基于山区闽台农业合作的调研

通过对福建山区部分市(县)的调查,分析了当前山区闽台农业发展的现状,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进一步深化与加快闽台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1)强化实验区组织建设的管理;(2)提高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功能;(3)实现金融政策服务的突破创新;(4)完善台湾地区农民创业园区建设;(5)加强完善对台服务机制。     

网络志愿服务：互联网时代志愿服务的拓展和延伸

网络公共领域在提供主体资源、拓展发展空间、培育志愿精神三方面为志愿服务开拓和延伸了新的场域。从网络志愿组织的发生机制来看,网络志愿服务实质是自组织理论的充分展现。网络志愿服务的特点有凸显草根性,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更高;平等交互性,活动过程直接可视化;主体相互制衡,防止志愿服务异化。网络志愿服务要从混沌到有序,需要在健全网络志愿服务体制、精心打造网络志愿社区、培育稳定的网络志愿者队伍、加强网络志愿组织内外管理。     

西北地区农户服务需求与农民合作基础研究——关于传统合作衰落与“合作难”的解释

传统农业时期,中国农村曾普遍存在农民的生产互助行为。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取得巨大进展,农户的农业服务需求迅猛增长,但农民合作社的生成比较困难,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合作也明显减少,“农民合作难”现象突出。作者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实际调研资料为依据,研究了农业产业化引起的农户农业服务需求的具体变化与农民合作基础的相应变化。研究显示:(1)农业生产多元化、农户经营规模分化、现金收入增长、农户的亲戚邻居情谊淡化等因素冲击了传统农业时期的农户非正式合作行为。(2)我国农户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解体,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尚未建立,是现阶段农民“合作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条件下以行政力量推动成立的农民合作社往往成为“空架子”合作社。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是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力量构成,在实现过程域中多主体协同合作、互联互通及提升供给效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之义。而塑造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的“复合型”参与,是重构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寻求“供给变革”的重要突破口。“价值链”理论和复合治理理念的引入,为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内部行政化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组织参与供给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结构图示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型借鉴。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能,有赖于协同机制的创新和制度安排,通过促进公共物品复合主体内部不同供给结构间的糅合互动、相互支撑和互惠共享,准确把握社会公共需求的“脉搏”,及时应对公民多样化公共需求。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安排分析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受到小农经济和村社文化的约束,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主要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治理结构制度以及责任制度等构成,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呈现经济联社→农民协会→专业合作→股份合作四个阶段,传统制度阴影、现有制度缺陷以及制度变迁成本较高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障碍。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有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的力度、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以及通过体制创新构建农村“2＋1”新模式等。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水库移民安置中非政府组织协同机理与功能探讨

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追求,也是二者协同开展水库移民安置工作的基础。非政府组织以其特有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在水库移民安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协同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在水库移民安置的体制设计、制度供给、技术咨询、管理监督和权益维护等方面施加影响,从而实现社会风险减缓、社会整合引导、移民权益保障和后续发展扶持的协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