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咸事迹小考

巫咸是一位著名古代人物,却未见有关他的专文,盖因史料阙佚,无从考知其全貌。我这里只据先秦和汉代流传下来的零星资料勾稽他的二三事。《太平御览》七九引《归藏》:“昔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曰:‘果哉而有咎。’”认其为黄帝时人。《太平御览》七三引《世本》宋注:“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医。”又认其为尧时人。黄帝和尧系传说人物,为黄帝占筮的那个巫咸和为尧医病的那个巫咸自不可确信其必有。《书序》有“伊陟赞(告)于巫咸”,《周书·君奭》曰:商王太戊时“巫咸乂(治)王家”,《史记》的《殷本纪》、《天官书》、《封禅书》     

《荒书》校勘补

费密为蜀地新繁人,其所著《荒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历史上,《荒书》最早的刻本当为怡兰堂丛书本,此刻本是唐鸿学根据新繁严渭春所藏钞本付梓,刻成后又得新繁杨氏之钞本,遂据以雠对,复出校记35条。1985年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太和县御寇始末》一书,又以“外一中”的形式,把费密的《荒书》也一并出版。此书由谢伏琛标点,并作校注。然而此书又出现了不少新的错讹。本校记以经唐鸿学校勘过的怡兰堂丛书本为底本,以《明史》、《平寇志》、《滟囊》、《明史纪事本末》、《圣武记》等有关著作为校本,另行出校35条,而谢伏琛已校者则不在其内。     

宋献策被俘不屈遇害说辨析

宋献策是李自成农民军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谈迁《国榷》卷100、彭孙贻《流寇志》卷9等都载: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大顺时,以宋献策为军师。《国榷》卷102记崇祯十七年七月事又云:“是月,李自成大封贼党,开国大军师宋献策□□侯。”(中华书局标点本,页6134) 关于宋献策的下落,清初几种专门记述明末农民起义的史书里,没有明确记载。在近人的有关撰著里,目前流行的一种说法,说他是被清军俘虏后不屈遇害的。     

据“肯能口述”写成的报道均属伪托

1856年的“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有关“天京事变”的史料,众说纷纭。有的固可互为参证,有的则大相径庭。由于引用的史料及对其分析不同,结论也迥然各异。过去的论文和著作,很多把布列治门的《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和麦高文的《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作为重要史料来引用,因为这两篇报道,均自称系根据目击“天京事变”的肯能等人“口述”写成。1976年发表的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教授所著《太平天国造反者》一书中,引用了也自称根据“肯能口述”写的雷兹诺《镇江与南京》的史料,更引起一些人的兴趣。这些史料对研究“天京事变”影响极大,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可靠性加以考证。     

《明史·选举志》订误七条

广征《明实录》、《皇明进士登科考》、《明清进士题名录》、《国榷》以及有关地方志的史料,在山东大学教授黄云眉《明史考证》之外,对《明史·选举志》中的另外七条错误作了订证。     

《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元年五月甲申日注文辩析

李焘撰修《续资治通鉴长编》过程中,遵循的一项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①他主取官书,同时又广搜博采,对与正史、实录不合的各家闻见异词,亦兼收並蓄,两存其说。所以书中不仅有以正文形式出现的详实,细密的记载,而且还存在着以注文形式出现的浩博、丰富的史料。这些注文与正文紧密相关,不可或缺,从而构成了该书重要的组成部分,历来为史家所注目。但流传至今,《长编》书中羼入了不少后人附益的内容,其附益部分,均以“注文”形式保留于现存的《长编》之中,因此,使用《长编》时,正确区分李焘原注与后人增益的注文,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论《洪范》篇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纲领

《尚书》除晋人伪造部分外,其余篇目均可作为研究古代史料的依据。《周书·洪范》尤富史料价值。据本篇《书序》对照《史记》的《宋微子世家》、《殷本纪》等书,武王养老尊贤,“释箕子之囚”,载他回国,向他问政,箕子即以“洪范飞畴”告诉武王。“九畴”总括了商代奴隶主国家哲学、道德、官职、天文历法、君主专制、施政手段、宗教卜筮、气候征象、法律赏罚等九个方面的“彝伦攸叙”,堪称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纲领,而以王权和神权、即政教结合为其中心。本文拟将全篇归结为阴阳五行、自然科学、君主专制、施政手段、设官分职、王权神授、道德规范、天人相感,卜筮决疑等九个方面试加论述,以就教于高明。     

体大思精的《后汉书》

《后汉书》是范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该书问世后，历代史学家颇为赞许。本文举其特色：在体例、史料、编撰方法、观，点以及在写作方面等。范晔自诩其书为“自古体大而思精”。此说非夸大之辞。     

《十六国春秋》之亡佚及其辑本

崔鸿《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史最系统的最早的一部专著。由于崔鸿的生活年代与十六国时期接近,能够看到十六国诸国一部分“国史”以及十六国、东晋和南北朝前期人所撰写的十六国史著作,言之有据;又由于崔鸿写作态度十分认真,虽受北魏正统思想影响,视十六国诸国为僭伪,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从“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来看,书之客观。因此,《十六国春秋》的史料价值很高,不论是研究中国古代通史、断代史,还是     

《战国策》之名及其成书辨

本文依据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战国策叙录》认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并非《战国策》的别名,而是刘向编定《战国策》时所依据的原始史料的名称;《战国策》一书的书名由刘向命定,该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各国谋臣策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的策书汇编。     

太平天国史料拾遗——读《湘绮楼日记》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们,都参阅王闓运《湘军志》。而很少征引他的《湘绮楼日记》。前人编《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等书,也未从《湘绮楼日记》选辑有关内容。其实这书保存着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可供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参考。王闓运曾在曾国藩幕府,对湘军与太平军争夺长江中下游的战事比较熟悉。事后,又多方访问,记下了太平军的英雄事迹。如说陈玉成保卫安庆之战云:“灵川刘生谈军中旧事,言陈玉成以数十万之众援安庆,人     

唐修《晋书》未参引刘义庆《世说新语》辨证——以石崇为例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及唐修晋史时,曾指出《晋书》大量地引用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此说自唐朝以来,少有异议。现就《世说新语》所载石崇其人其事为考察对象,参照《晋书》以及他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就石崇个案来说,唐修《晋书》时所参引的史料多异于《世说》而同于他书,可以证明当时所修《晋书》取材未必参引《世说新语》,而是另有所本。     

书稿被偷后

我要写一部可靠的明代历史。③然而,就在一天夜里,小偷把书稿偷走了。当时,谈迁己55岁了。 ④“我手尚在,一定矍重新撰写!”又经过4年的艰,苦劳作,1 651年,他又完成了书稿,取名《国榷》。几沈甲渺!侈哪磷沐赢礴 ⑥1653年,谈迁从浙江来到北京。他手拄拐杖,脚蹬草 ⑦他是⑧对历个     

唐雎其人考辨

《战国策》中唐雎。本作“唐且”。据清人黄丕烈《重刻剡川战国策札记卷上》,《东周·昌他亡西周章·唐且》条,“雎”本应作“且”,今本作“雎”,均为宋鲍彪《战国策注》所改.黄丕烈又在同书《魏四·秦魏为与国章》中注明“且、雎字同”.据《说文·段注》,“且”,“古音俎(zu祖)”又据     

“以杀青书”补议

“以杀青书”补议张子开刘向作书录所习用的“以杀青书可缮写”一语，历来有在“书”后逗和在“青”后逗两种读法。近来又陆续有文论之，如《漫说“以杀青书”》（《书品》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以下简称《漫说》）、《也说“以杀青书”》（《文史》第３６辑，以下简称《也说...     

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在现今,“民主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又成了一个时髦的术语。其实,在历史上它早已为社会党人、人道主义者、实用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甚至欧洲某些共产党所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是1899年伯恩施坦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提出来的。1943年英国的工党理论家和活动家拉斯基在他的《当代革命》一书中     

拓跋氏“代王”号兴废考论

拓跋氏“代王”号的兴废,要比《资治通鉴》等史料所见的情况远为复杂。综合比对《魏书》以及《宋书》《南齐书》《晋书》等书的相关史料,可知猗卢死后“代王”号一度被拓跋氏废置,在臣服石赵的背景下拓跋氏还可能使用过“上洛公”这一与“代王”性质类似的称号。“代王”废置背后的史事之所以不见于《魏书》,是由于与北朝的正统观不相符合而被北魏史官删芟。其后“代王”号的恢复,当在石赵政权覆灭以后。正确解读《魏书》所记北魏早期史事,只有准确把握《魏书》书法并将史事置于十六国的大背景中才能明晰。     

谈迁编纂思想刍议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一生著述不辍，著有《国榷》《北游录》《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其中《国榷》是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这些著作中蕴含着他丰富的编纂思想，即秉笔直书，持之以恒，求真求实，详今略远。研究谈迁的编纂思想对推动谈迁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略论臧荣绪《晋书》的史料价值

臧荣绪《晋书》括两晋历史为一书,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是唐修《晋书》的底本。该书虽已亡佚,但通过对其辑本的分析看,其史料应多来源于萧齐以前的众家晋史和起居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既可纠正唐修《晋书》之讹误,又可补充其缺漏,是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汪文台辑华峤《汉后书》补正

前言华峤字叔骏,西晋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历事武、惠二帝,“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晋书》本传),因而长期主持朝廷的撰述之事。华峤早就不满《东观汉记》之烦秽杂乱,有意改作。自为台郎,得以遍览宫省所藏秘籍,于是整理史料,排比考校,上起光武,下迄孝献,述东汉一百九十五年历史,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同上),改名为《汉后书》。其十典未竟而峤卒,于是又经其子华彻、华畅相继董理遗编,遂成完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