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思维

古代臣民政治文化如何向近代公民的政治文化转型 ,是中国近代政治思维的难点。谭嗣同的《仁学》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 ,建构“废君主 ,倡民主 ,变不平等为平等”的近代公民政治文化 ,故而他在融通中与西、古代与近代的政治文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双重“误读”。但这种“误读”有历史的合理性 ,它成为连接两种类型政治文化的通道     

论中国先进文化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

中国先进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概念,其核心是“扬弃”,即始终是在学习借鉴当时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古代的中国先进文化,深受外国宗教和文学艺术的影响;近代的中国先进文化,借鉴了西方的人文科技思想;现代的中国先进文化,从对世界“科学”“民主”新思想新思潮的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与创新的辉煌。     

论近代国人自办报刊舆论对魏源思想的传承

魏源作为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这一关键时期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其反帝爱国思想、政治变革思想、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以及倾慕西方民主政治的态度,无疑启迪着近代国人积极探索“启蒙、救亡、自强”为主题的近代化道路;而国人自办报刊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报刊舆论积极传播西方民主政治,宣扬反帝爱国、政治变革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主张,无疑是对先贤魏源思想传承的结果。     

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

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昭示了从传统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正当性,其传人中国后对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直接以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为旗帜,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回应了卢梭关于合理社会秩序的所谓“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两大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和反国内政治专制的背景下,卢梭构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是他的政治合法性思想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作用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而产生持续影响.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对中国思想界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既是继承中国“圣经贤传”传统旧学的“殿军”式的人物,又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山鼻祖。因此,对于他的早期思想的探究不仅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学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教训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自然主义政治文化

自然主义政治文化以“自治”为其内在机制 ,以“自然”、“无为”为其基本内容 ,包含着中国古代朴素的民主和自由理念 ,是我们今天进行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参考。     

从文化史看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发展的艰难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极辉煌灿烂 ,但却不能产生出近代科学。从文化史的角度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以及封建文化专制的束缚 ,是阻碍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发展的重要原因。     

政治·文化·政治边界意识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紧密联姻,对于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发展都有直接与深远的影响。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正确厘定政治与文化的界限,在政治与文化之间把握政治的“度”,树立政治边界意识,处理好树立政治边界意识与讲政治、政治参与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启示

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相比,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显著的特性是其“学理性”。这种学理财富思想是形成于理性思维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主要内容有：财富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是其立论基础;财富属性是其逻辑主线;财富增长是其核心内容。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得以发展并最终成为近代西方经济学说体系的理论源头,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却未能发扬光大,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反思的问题。通过对中西古代社会财富思想特性成因的比较可以得出,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思维方式的转换、经济政策的完善、财富张力的把握、财富分配的正义性都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状况渗透着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以及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取决于中国对西学的取舍、加工和改造 ,而不是对西学内容的机械应对 ,反映出中国近代政治力量更替和兴衰的历史必然性。适于民主的政治文化 ,只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 ,逐渐成为国民的政治和政治行为准则。     

儒家圣人政治与西方契约政治比较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基于社会契约的西方传统政治是契约政治。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因此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

“个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是政治伦理的两大基本类型。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在政治伦理的历史展开中都具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但都必须扬弃与超越。本文主要从五个层面具体地分析了两类不同的政治伦理之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彻底摈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造的合理之资源。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瞿秋白哲学论战代表的文化方向

本文通过对瞿秋白与“东方文化派”、“玄学科学派”、“实验主义派”以及“孔孙道统论”的哲学论战的阐述 ,说明了瞿秋白所代表的先进文化方向 ,即哲学上代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方向 ,政治上代表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方向 ,民生上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大众的利益     

建设人民民主宪政三题

人民民主的宪政 ,是宪法确认和保障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 ,必须加强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尊重和保障人权 ,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中西政治差异的文化渊源与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西方传统政治是基于社会契约的契约政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需要“圣人”为民做主,因此它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论周公与和谐文化传统

周公建立的以"德"、"孝"为核心价值的伦理道德体系、以"礼"、"乐"为载体的社交礼仪制度,以及"德治"、"仁政"的政治模式构成了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基本框架,并直接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影响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历史发展的深层根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出场·概念真意·伦理底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出场是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双重冲击之下的理论自觉。它既是针对中华民族结构性张力和民族事务日趋繁复的靶向医治，又是拯救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乏力的话语创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述，并不是“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简单变形，而是有着自我丰富的理论面相和伦理意蕴。“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潜藏着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目标诉求、共生的群体心态、共享的公民身份、共通的文明体认等多重意蕴。“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以“中华民族”和“共同体”复合而成的偏正结构，彰显中华民族建构的伦理指涉，即公益政治优先于权利政治、共和主义优先于多元文化主义、大我忠诚优先于小我关切。     

论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联省民主制思想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民主党派和自由主义思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宁协万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进步学者提出了“联省民主制”、“三权分立,代议民主政治”等政治主张,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最终如昙花一现,直至销声匿迹。他们为初步探索中国民主政治作了一定的贡献,联系当代民主政治建设,回顾这段历史仍有借鉴意义。     

跨越民主与集中的鸿沟

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始终是贯彻民主集中制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也是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还没能完全解决好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 ,民主与集中之间面临着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鸿沟。要实现民主与集中鸿沟新的跨越 ,必须全面领会和贯彻十六大精神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建立以民主为主导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新的体制。     

论党从用意识形态驾驭经济建设到服务经济建设的转变

意识形态的"先在"优越性即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而,意识形态这种作用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却遮蔽了它的限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最终实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角色转换,走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轨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