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无声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根据新发现的《尺牍初征》、《古今史略》中的有关材料和其它材料,就李渔短篇小说集《无声戏》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考辨。肯定日本尊经阁伪斋主人序本《无声戏》是《无声戏一集》的原刻本,伪斋主人也即为此书作评的睡乡祭酒杜浚。对清初引人注目的《无声戏》案提出了看法,考证出李渔与此案主要人物张缙彦的直接交往,认为张缙彦编刊的“无声戏二集”应兼指《无声戏》初集和二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已佚的《无声戏二集》的基本面貌。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谐隐情结

蒲松龄具有强烈的谐隐情结,这从《聊斋志异》中即可看出。《聊斋志异》通过以下手法来酝酿其谐隐趣味:戏拟经典与公文、谐音双关、背谬性对比、夸饰、戏用典故、矛盾法、夫妻间闺中隐语、人物命名、析字法及作者把自己和朋友写入小说等。《聊斋志异》之所以具有浓厚的谐隐色彩,一是因为蒲松龄继承了唐代传奇的谐隐传统,二是因为他本人具有追求谐隐趣味的内在审美趋向。同时,寓教于乐的创作意识及民间文化对他的浸染也不能忽视。     

深沉凝重:穆旦诗歌的艺术品格

穆旦及其诗歌，长期以来未得到公允的评价。因此，也影响到对它的研究。但无论如何，穆旦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国诗坛，都不可能无视其巨大的存在。本文以“深沉凝重”概括其生命特征和艺术品格，试图为确立其历史地位提供一个方面的论据。作者认为：深知生之痛苦，正视生之痛苦，解剖生之痛苦，但又以最深刻的热烈、最刚强的执着、最峻切的忠诚拥抱生命，是穆旦及其诗歌最为可贵的思想价值，同时也是其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具有最为突出的现代性的醒目标志之一。     

论鲁迅的史学思想

鲁迅一生对史学亦颇有研究，他在学史用史方面主张多读史书，但要不为史书所惑，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学以致用。鲁迅关于“历史是发展进步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改革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等史学思想尤为可贵，对深化鲁迅研究均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生存与死亡的思考——试析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

困惑着人类的生死之谜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之一。关注死亡就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生存。《达洛维夫人》中通过人物对“生”与“死”瞬间的顿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作者对人类生存与死亡的关注、思考和剖析独具特色、发人深省。     

唐五代小说中“议论”的主体及方式

唐五代小说“议论”的主体有作者、叙述者、故事中人物.作者或与叙述者合二为一,以旁观者的身份直接发表“议论”,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对事物的情感态度评价;或潜入叙述者、故事人物,通过“议论”这种形式与接受者间接对话,从而引导接受者体会作品的创作主旨.在叙述故事进程中,作品往往用“引证明理”“比较论理”“假言推理”“指谬析理”等方式进行“议论”.这种在作品中陈述观点的方式,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认知和态度,成为作者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升华主题的重要创作手段.不仅影响了接受者的阅读视线,使接受者的阅读感受超越故事本身的精彩而直指人心,而且作者也通过自己意图的阐发,引领接受者体味故事中所蕴含的更为广阔的人生意义.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

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个领域。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一是见识上的高下，二是资料上的丰寡，三是判断的当否，四是爱憎标准的不同。“知人论世”是评价历史人物重要的方法论之一，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善恶是非，一是察其言而观其行，二是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     

隐语与谐音

对隐语与谐音进行专题研究，从历时角度出发，分析大量的谐音隐语，展示出谐音在隐语构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谐音是隐语与所指建立联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语际间的谐音运用，生成了一批特殊的音译隐语；为避免不吉的谐音联想而换讳，是部分隐语产生的直接原因；同音替代、近音流转，是隐语滋生繁衍的一种常见形式。同时，就一些具体的词语如“大腕”、“咸水”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试论元杂剧脚色与人物之间的“戏拟”关系

元杂剧的脚色与人物是既可相对独立又能相互交融的辩证统一体 ,脚色与人物之间形成一种“戏拟”的关系。“戏拟”追求“神似” ,是诗画“离形得似”的传统美学观念在戏曲中的独特表现     

让艺术形象更多样些

打倒“四人帮”,文艺大解放。特别是通过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有了重大突破,开始出现人物形象多样化的可喜局面。但是,《“歌德”与“缺德”》的作者却板起面孔指责说:“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     

《史记》与姓氏名字

在西周王朝确立的宗法制度中,"姓、氏"体现着人的血缘关系与贵贱身份,即"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此制度在春秋、战国之后被新兴的地主封建主义制度所取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地混淆了姓、氏之别,既是尊重历史之变,更是对奴隶主贵族政权的否定。"名、字"(包括其他称谓)的使用则体现着人物的尊卑关系与作者的褒贬态度。《史记》通过对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名、字、称谓的使用,准确地记录出了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身份,既体现着历史的本来面貌,更体现着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与道德评价。     

《唐诗纪》作者吴瑭生平三辨

在“全唐诗”编暴史上，明代的《盾诗纪》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葱义。然由，由丁臂多原因，长期以来，学界关注不够。偶见有学者对其编者吴瑭稍有考释，亦是讹误迭出。通过对吴氏的字号里贯、学历仕进及刻书活动进行考辨，可以知道：《唐诗纪》的编者吴瑁字孟白，徽州歙县人，寓居白下，曾游学南雍．于金陵辑刻书籍多种。明代著名的刻坊“西爽堂”并非吴璀所创建，将其堂主昊仲虚与昊塘视为一人，尚不足为证。吴瑁为保存古籍善本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论《儿女英雄传》中“作者现身”方式

《儿女英雄传》的叙述技巧非常出色。其最特别的,是文本中作者频频现身。这种“作者现身”有违小说发展为一个成熟文体之后“作者隐退”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为“说书人”对作者的指涉以及书中人物对作者及小说本身的评论。这一技巧神似后现代文学中的“元小说”。但是,小说中一次次的“作者现身”,只不过是作者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意在赢得读者对作者的认同;元小说恰恰相反,它是要解构作者权威的。     

苏辙、朱熹《诗集传·关雎》观点比较研究

苏辙,朱熹同名著作《诗集传·关雎篇》观点有何异同?本文试从对君子与淑女的理解上探讨其同;从对"兴"的理解,对"采荇"的理解及解诗的思想上探讨其异。在《关雎》的主旨上,二人都认为是文王寻后妃。但是,由于朱熹以"理"解诗,苏辙以"人情"解诗,所以朱熹注重心性修养,学诗目的为"养心",苏辙注重"情性"修养,解诗的目的是"解情"。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南海，南海!译名之痛!

“China Sea”作为南海的译名早已约定俗成,彰显的是国家主权尊严,而由“China Sea”到“South China Sea”再到“南中国海”则意味着话语权的丧失,也显露了相关国家的险恶用心。南海诸岛译名的混乱,使得国家主权尊严严重受损,地方渔民文化消逝殆尽,也使得译者困惑而无所适从,因此,政府理应及时、科学地再次审定南海所有岛礁的标准名称,并提供统一的对照英文名。     

盐城地名的语言文化意蕴——以“某场”、“某总”、“某荡”为例

盐城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地名,这与该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古繁盛的煮盐业密切相关。通过剖析含＂场＂、＂总＂、＂荡＂等地名的语言和文化理据,揭示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既利于人们认识地名的民俗文化学价值,又利于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     

神话历史:介于祠堂与神庙之间——秦晋两地扶苏“故事”的人类学考察

在现代社会中,神话与历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简言之,神话是有关"神的故事",是虚构的;而历史则是"人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然而在早期历史或者是口传文化中,历史往往与神话交织在一起,这种历史也因此被称为"神话历史"。秦晋两地流传着一些关于秦太子扶苏的"故事",这些故事在顾及基本"史实"的情况下又大多带有将扶苏"神化"的色彩;而与故事想对应的供奉扶苏的建筑,也有两种不同的称呼:"扶苏祠"与"扶苏庙"。这种将历史人物"神化"或者说是"造神"的现象,往往又带有一定的目的——宣扬忠、孝等思想,进而为王权的统治服务。     

《西昆酬唱集》编选原因探究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著名的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本文从《西昆酬唱集》编选的外部条件、宋初唱和诗的大量创作与唱和集编辑蔚然成风的文化背景和编选者的主观目的等三个方面分析和讨论杨亿编选《西昆酬唱集》的主要原因。     

佤语地名特点研究

地名不仅是地理名词,而且也是文化的符号,通过地名可以了解一个民族历史上的分布范围和迁徙路线。佤语地名具有以＂永＂、＂班＂、＂耿＂、＂达＂、＂斯＂、＂叶＂字为首的六大特点,这对于进一步研究云南古地名和云南民族历史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