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渊《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

作为现存最早的宋代诗歌注释,任渊的《后山诗注》继承了李善《文选注》重视典故语词出处的传统,而在释意与诗学批评方面有所创新。任渊将诗集目录、作者年谱、诗歌编年考证三者融为一体,有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诗歌。任渊又考证后山诗中时事、今典,探索后山诗的创作事因,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内容,以及陈师道个人生活与交游史中的轶事。任渊还探索陈师道的心理感触,阐发言外之意。最后,任渊寓批评于注释之中,总结后山诗的写作技巧,评论其艺术效果。《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后山体”论

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重要代表。他的“后山体”诗，经历过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就内涵而言，“后山体”所体现出的诗人主体的特征，是以儒家固穷守节的文化人格去克服、排遣身世失意之悲，转悲为健，忧乐圆融。与此相应，“后山体”所体现出的诗体特征，则是既律法精严，又放逸自如。二者互为表里，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既生新瘦硬而又不失摇曳宕逸之致的风格特征。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裤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后山体”论

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重要代表。他的"后山体"诗,经历过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就内涵而言,"后山体"所体现出的诗人主体的特征,是以儒家固穷守节的文化人格去克服、排遣身世失意之悲,转悲为健,忧乐圆融。与此相应,"后山体"所体现出的诗体特征,则是既律法精严,又放逸自如。二者互为表里,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既生新瘦硬而又不失摇曳宕逸之致的风格特征。     

陈后山瘦硬诗风一瞥

陈后山是江西诗派“三宗”之一,在北宋末年诗坛上,他与黄山谷齐名,号曰“黄陈”。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以个人风格划分诗体,就有“后山体”之说,并解释道:“后山本学杜,其语似之者但数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则本其自体耳。”此所谓“自体”,正是指后山诗歌的个人风格,而瘦硬通神,便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方回就曾指出:“淡中藏美丽,虚处着功夫,力能排天斡地,此后山诗也。”又说:“后山诗瘦铁屈蟠,海底珊瑚枝不足以喻其深劲。”诗歌的瘦硬通神之美,主要是指诗歌句法生硬拗折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简洁奥峭、深雄劲健的风格,江西诗派历来以此为能,唐宋诗风之别,很大程度上也正体现在此。正     

试论后山诗的艺术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从微观到宏观、从遣词炼句到篇章风格,论析了后山诗的体貌特征,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探了后山诗对后世的影响,对全面地研究后山其人其诗,乃至对更深入地把握宋诗特色都有积极作用。     

任渊生平及任注黄、陈诗考

任渊注陈师道诗,保留了魏衍所编的陈师道集原来面貌,在魏衍编本失传的前提下,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任渊注黄庭坚诗,以洪炎所编的《豫章黄先生集》为根据,将洪炎本的分体体例改为编年。     

陈师道研究成果再梳理

学界对陈师道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重新梳理与陈师道"苦吟"、"后山体"研究、《后山诗话》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其诗歌研究的深入。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对“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新透视

对“以诗为词的定义和评价，是宋代词学的一大公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颇难求得一致的见解。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似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思路。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知宋人已将“以诗为词”视为苏轼所代表的革新词派的显著标志，而苏轼本人亦不否认，反引为自豪，并以大量的词作实践公开弘扬他“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那么，何谓“以诗为词”？历来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以诗为词”就是不注重词的音…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诗词有别”—城市经济带给词的印记

很久以来,有相当多的人抱有一种“诗词有别”的观念。以宋人为例:陈师道就批评过苏轼的词,认为他是“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晁补之评论黄庭坚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李清照更是干脆提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论曹植的怨妇诗

本文所论述的“怨妇诗”是指曹植的诗歌创作中以“怨女”、“思妇”、“弃妇”为题材的一类诗。曹植的这类“怨妇诗”的创作,既继承了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又具有其自己的独特性。由于曹植“怨妇诗”的鲜明特点,使他的“怨妇诗”产生了它所特有的审美价值,从而促成了政治抒情诗与“怨妇诗”的合流。然而,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女性主体地位的消解。     

朝鲜古代诗人对陈师道诗学的接受与选择

朝鲜古代诗学对陈师道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高丽、李朝前期推崇宋诗，以“苏黄”指称江西诗派，对陈师道也表现出称颂和喜爱；李朝中后期，推崇唐诗反对宋诗，改以“黄陈”指称江西诗派，虽然承认其在宋诗中的地位，但反对其创作风格。朝鲜诗学还在次韵诗、诗人的性情和风格、琢炼等方面高度评价了陈师道，并在接受过程中体现了选择性。     

也谈"以诗为词"

陈师道提出苏轼"以诗为词"说,体现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是词学史上"尊体"之论的开端.苏轼"以诗为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觉.从客观上说,根本原因是传统深厚的诗歌所给予的巨大的影响力."以诗为词"的精义,主要体现于格律、题材、体性这三个层面.对苏轼"以诗为词"应当重新评价不是"销蚀词美",而是丰富词美;不能以"士大夫化"取代"以诗为词"说;"以诗为词"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创造高雅的艺术.     

陈师道“换骨”说发微

宋代诗论中有两种“换骨”说,即黄庭坚提出的“夺胎换骨”法和陈师道提出的“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的诗论主张。前者源于佛禅话语,是以禅喻诗的著名诗论;后者出白道教内丹学说,是以仙道论诗的典型诗论。陈师道“换骨”说与黄庭坚“夺胎换骨”法截然不同,而与黄庭坚“学诗如学道”有联系,是指学诗的艺术修养过程,通过勤奋、艰苦的研习,最终达到理想的审美境界。陈师道“换骨”说与内丹炼养有共通性,突出表现在勤奋苦修和养气静心两方面。“学诗如学仙”与“学诗如参禅”相辅相成,是宋代文学诗论中不可偏废的两翼。     

曾南丰诗略探

曾巩(南丰)以散文著称于世,其诗歌创作则向为人们所忽视。北宋秦观、陈师道都认为他“不会作诗”①,后来彭渊材等人也“谓先生不能诗”,“至有谓其短于韵语者,又有谓其有韵则不工者”②,似都不把他看作诗人而摒于诗家之外。自南宋以迄明、清的诗话和诗评家,对于他的诗作都极少或不予置评。建国至今的许多文学史著作,也仅只论述其文,不     

任渊《黄陈诗集注》与江西诗派

宋代学者任渊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点铁成金"、"以俗为雅"等创作理论的影响很深,在<黄陈诗集注>中,他通过对黄庭坚、陈师道所用大量典故的分析,展示了黄、陈对上述理论的运用之法,在宋代诗歌注释中有较高声誉.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