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恢复确认迁徙自由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

当前,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已从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现实等诸方面为宪法恢复确认迁徙自由创造了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尽管迁徙自由从恢复确认到完全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但首先在宪法中恢复迁徙自由已无法回避,其深远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日渐凸显。     

企业迁徙自由的法律规制——以个体基本经济权利宪法保障为视角

迁徙自由是个体基本经济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迁徙自由是公民迁徙自由的自然延伸。企业迁徙自由作为个体基本经济权利,主要目的是对抗公权力的非法侵犯。企业迁徙权的宪法保障要求明确规定公民迁徙自由以及建立基本权利保护的违宪审查制度。同时,企业迁徙自由也受到必要的合理限制。我国目前的企业迁徙自由存在宪法保障的制度性缺失,有必要进行完善和补救。     

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宪政原因:宪政理论的非本土化与实际国情的冲突导致"三农"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缺位;失误的宪政变革导致中国农民与现代化绝缘;宪政值取向的扭曲导致中国社会由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进程大大延缓.解决"三农"问题的宪政之路在于把"三农"问题入宪,确立其在国家宪政战略中的应有地位,制定完整的涉农法律体系,全面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等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避免立法、执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对"三农"利益的损害,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人权的一个应有组成部分,也是现在世界各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却缺乏相应规定.而否定和限制迁徙自由的中国几十年来的现行户籍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身份制度,它把现代社会本应平等的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人,人为地分为"农村人"和"城市人",并将户籍与社会福利、就业、就学、就医、获得工资的水平相联系,实质上形成了对宪法的平等原则与自由原则的践踏.提出,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并在迁徙自由原则的指导下,彻底改革我国现行户籍制度.     

寻求自由与秩序价值的动态平衡——以转轨时期的中国为视角

自由和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现代社会依靠法律制度来保障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因此自由与秩序是法律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然而对自由与秩序的认识和取向在中西方之间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之间整个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的截然不同。中国进入转轨时期,面对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各种制度的冲击,出现了自由与秩序失衡的状态。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明确发展方向,保障人们的自由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论公民社会权利视野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引入国外的公民社会权利理论,作为分析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学理基础,要求我们通过制度创新,给农民工以平等的国民待遇,落实公民的迁徙自由,扩展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缺失问题.     

市场经济的伦理定位

市场经济的伦理定位是经济伦理的根本理论之一,这个定位取决于市场的自身的运行机制和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其伦理定位是经济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是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本质上肯定个人占有、支配财产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目的和经济发展目标决定其伦理定位是个人自由发展.市场经济的机制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运作的载体,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发展前景决定了个人自由发展将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价值目标.     

也论迁徙自由的宪法回归

迁徙自由具有基本人权性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解决其它社会问题的关键因素,理应入宪。迁徙自由在实现途径上权利赋予与制度保障应衔接进行。     

论迁徙自由权的含义及法律回归

迁徙自由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这项权利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经过斗争逐步实现和完善的。我国实行迁徙自由是融入国际社会法治文明、民族再融合及国家战略安全、农业社会迈进工业社会门槛、赋予公民用＂脚＂行使管理实务和追求幸福权利的必然要求,并且具有法律依据、现实依据、实践依据。因此必须尽快修改宪法,将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以居住证制度为突破口,积极探索迁徙自由权实现的途径;改革户籍制度,制定专门的户籍法落实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     

论当代中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宪法学和法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迁徙自由权的法律确认,在我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迄今为止,我国尚未真正实现迁徙自由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迁徙自由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进程中,以宪法形式确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就会得到实现。     

19世纪后半期美国西部的矿业开发活动及其若干启示

19世纪后半期 ,在美国西部山区兴起了大规模的矿业开发运动 ,此次经济开发热潮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 ,既形成了以矿业生产为特征的经济地理区域 ,又由于矿业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深度拓进 ,呈现出矿业开发地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特征。矿业开发不仅对西部地区乃至对整个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而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其形成与拓展的社会历史成因、过程和影响的分析 ,可以从中归纳出对我国西部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深刻认识我国国情 ,尤其是我国西部经济、文化和民族各方面特点的基础上 ,本着去粗取精、趋利避害的原则 ,为我国的西部开发事业提供了历史的参照系 ,触发现实的新思路。     

社会保障的人性基础探析

西方学者运用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与继承它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强烈地谴责社会保障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保障违背了市场的公平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而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保障在起到保证社会稳定作用的同时，也应当对个人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也为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提供一个道德尺度。     

强镇扩权:一个乡镇改革模式的研究样本

为了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浙江省采取了权力下放的"强镇扩权"改革,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就放"的原则,明确赋予经济强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强化镇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尽管这一改革模式也会随之带来一些新问题,但它也能够为今后的乡镇改革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公民法律意识教育问题及法律意识教育内容的变革

由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目前公民法律意识教育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教育内容上重义务轻权利；教育手段缺乏更注重实效的形式；教育理念上急功近利，未注重从更具有全局和长远意义上的根本素质提高。就公民治理社会的意义而言，法治教育应当更加注重民主法治观、权利责任观和公平正义观教育的要求。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探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法创生现代法治,其惰性因素严重阻滞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实践。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模式构建: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不断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正确处理继承淘汰与移植创新关系;构建理性法律文化及先进的法治理念;培育现代法律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论惩罚性赔偿——经济法具体责任研究

经济法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应当具有其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就是经济法的一种具体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已广泛适用,而我国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了双倍赔偿原则,其在实际运用中却往往不尽人意.本文通过比较英美法律和我国法律的规定,比较传统民法责任与经济法责任,探讨惩罚性赔偿的本质属性,指出我国并未出台真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应尽快引入.     

广告传播价值及其外部性诠释

认为广告属于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引导着消费观念和社会观念、标扬着价值取向和构建着社会关系。广告是经济发展的助动力,显现着经济发展状况,有效的广告作为沟通信息的介质,降低了企业交易费用。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文化霸权,虚构着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着现代公众,造成了社会责任弱化。     

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之经济法分析

社会性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特征。对企业社会性的认识是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逻辑前提,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其由道德责任层面上升至法律责任层面的必然。在研究法律责任范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时,要充分认识到其社会性特征与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轨迹、国家干预理论、社会本位理念等法理命题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强调应当以其社会性特征为主线,通过运用关联性分析方法,去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真实存在与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相关性,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形态的特殊性,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寻找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市民社会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在研究和批判市民社会中提出的,本质上属于政治哲学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哲学理念层面的内容,主要探讨现代社会自由人性的建构问题;其二是社会制度层面的内容,主要探讨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文明制度的变革问题。在第一个层面上,马克思否定了经济社会的异化现象,倡导个体的人格自由,从而把自由看做是现代社会的自由人性的建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第二个层面上,马克思深入剖析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揭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指出市民社会的形式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起的最重要作用,就是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外环境和内环境。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表明,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一场与制度的深刻变革相联系的伟大历史运动。所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仅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更是制度文明建设的问题。     

债法现代化与商业化

社会商业化加剧引发的债法改革浪潮席卷全球,对中国民商法影响深远的几个主要国家都先后卷入其中,对各自的传统债法进行局部或整体的修正。欧盟范围内的私法一体化运动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同步进行,最终的结果尚不可知,但已有的法律文件或研究文献预设了欧洲债法发展的道路。中国债法的发展必然会跟进世界债法发展的趋势,即将制定的中国民法典必须在法律观念、具体制度设计和法典架构规划方面,形成清晰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