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苏轼艺术精神中的“反常合道”

苏轼在《书柳子厚渔翁诗》中提出过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意思是:诗歌创作应当追求“奇趣”,而“反常合道”就是“奇趣”。不难理解,所谓“反常”,是指要冲破常规,摆落俗套,出人意外;所谓“合道”,是指推陈出新、开拓创造,都要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苏轼非常精辟地道出了文艺活动中创新意识的神髓。纵观苏轼一生的艺术创作,可以发现,他追求“反常合道”的“奇趣”,已不单单表现在诗歌上面,而是贯穿在其全部创作活动当中。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苏轼黄州劳动生活诗的文化意义

苏轼在黄州的劳动生活诗有陶渊明田园之风，这些诗一方面展现了苏轼乐观旷达之外的另一个生活侧面，同时也蕴涵着苏轼对现实苦难生活的哲理思考。在黄州生活期间，苏轼融会禅宗精神，亲自开荒东坡，积极调适心态，将朴实的生活用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尤具生活气息。他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贫穷不丧其志，罹难而不失其节的精神尤为可贵。在这些诗中，不同地域的文化、民俗错杂其间，其历史、文化底蕴大大增强，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有着独特的意义。     

辛词意境初探

辛弃疾是南宗词坛豪放派的旗手,他的词“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他一扫贺铸、周邦彦等人的寄情风月词风,在继承苏轼的豪放词风方面又有新的开拓和发展。苏轼词的豪放较多表现为士大夫的达观洒脱,而辛词更多的是抒发了一种慷慨悲壮的英雄豪情。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苏轼“归去”词初探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归去”意向,即“归去”词,按照“归去”的不同方向,可将它们划分为归隐词、归仙词和归朝词。归隐词,顾名思义,是苏轼带有解甲归田意图的作品,表现出对官场的厌恶与逃避;归仙词是他丢下心灵包袱、追求并享受自由的作品;而归朝词则集中体现了苏轼的儒家入世思想,是其执着于世的代表作。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苏轼凤翔诗研究

苏轼在凤翔的诗歌创作，依据其主题可分为写景记行、咏史咏物、手足情深、寄简赠答四大类。凤翔诗在形式上以五古、七古见长。在艺术表现上，凤翔诗一方面沿袭南行诗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表现出进一步向苏诗整体艺术特色的掘进，强化了“以文为诗”、“以才学入诗”的艺术特色，进一步表现出豪放旷达之气，呈现出苏诗内容多歌咏自然景物，同时融入生命思索、个人情思的基本面貌，是苏诗形成期的全面发展阶段。苏轼凤翔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反映出其初入仕便于“出”与“入”上的矛盾思想。     

论苏轼晚年诗的积极意义

一提到苏轼晚年诗,人们往往有一些笼统的看法,认为苏轼晚年再度被贬谪岭表海南,“佛老思想成为他晚年的主要精神支柱”;写了全部“和陶”诗,他的诗消极的多,积极的少。其实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诗人晚年居惠居儋期间创作了大约四百多首诗歌,在他一生诗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诗歌的题材内容开拓了从来没有的新领域,思想上更加关心人民,在同情人民方面表现了从没有的进步性,艺术意境气象高迈而奇肆,表现了诗人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论苏轼人格境界的庄学渊源

庄子思想对苏轼的人格境界影响颇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就认识论而言,苏轼接受庄子的相对主义理论,站在“道”的高度,以相对的眼光看待一切,安时处顺,一切顺任自然;其次,就价值论而言,苏轼接受庄子“无用方为大用”的思想,超越“有用”,追求闲适、优游自在的生活;再次,就修养论而言,苏轼静心养性,培养一颗处变不惊,旷达、虚静之心,深得庄学全生保真之旨;最后,就人生境界而论,苏轼追求“神人”、“圣人”、“至人”和“真人”的境界,摆脱世俗的忧患得失,追求庄子式的诗化人生。     

论东干诗人雅斯尔·十娃子的诗歌

雅斯尔·十娃子的诗歌创作不但在东干文学中很有影响,即便在整个世界华语文学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雅斯尔·十娃子的中国西北口语写作已经成为东干文学创作的基本模式,他的诗歌作品也成了东干民族宝贵的的精神财富。其诗歌主要构筑了土地和天空两大意象,表达了对自然、爱情和英雄的赞美;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论李雯的悲情人生与诗歌创作

李雯是＂云间三子＂之一。李雯以＂蓼＂名集,渗透了人生无穷的悲感,带有宿命的意味。诗人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自视甚高,另一方面困于诸生,又十分自卑。诗人降清失节,精神极为苦闷。李雯的诗歌风格是沉而不壮,英而不雄。人格分裂,意气消沉,必然带来审美品格的沉降,李雯诗的缺失就在于此。     

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敬慕: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

孟浩然一生都保持着对陶渊明的敬慕之念,但是,其敬慕态度以应试不第为分界线有前后不同的明显变化。前期,他往往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纯粹地表达出对陶渊明的亲密感情,以及在陶渊明式的世界中生活的怡然之情。但应试不第后,隐居故乡的生活没有了过去舒适、愉快的感觉。他明确知道了田园生活并不是自己的本怀。后期的孟浩然,在求仕的欲念与甘于隐居之间强烈动摇。为摆脱求仕不能的苦恼,他憧憬陶渊明的世界,但此世界不再是前期把自己比作陶渊明那般亲密的世界。     

波斯曼媒介、技术与文化批判中的宗教观探析

波斯曼作为来自东欧犹太移民的后裔,他一方面成功地建构了一种非宗教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却又有着隐而不显、内里坚定的信仰。他的宗教经验和信仰与他的学术追求融为一体,贯穿于他学术研究的每一个阶段———从他的媒介批判、技术批判与文化批判中渗透出来,并为他的批判思想增加了感性魅力与灵性锋芒。包容而不狭隘,虔诚而不尊奉,波斯曼的宗教观由此而别具一格。     

朱弁"体物"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

朱弁是南北宋之际的诗论家、诗人 ,他的《风月堂诗话》是一部在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诗论著作。《诗话》作于朱弁羁留金朝期间 ,多是记载作者南渡前在新郑时与友人谈诗的回忆 ,借以寄托作者的故国之思 ,其中颇富论诗独见。朱弁论诗宗旨 ,首在于自然浑成 ,不以用事为高 ,而主张诗人以“体物”的方法在大自然和客观事物中直接获得审美体验 ;朱弁还非常崇尚雄奇刚健的诗歌风格 ,而又认为应该达到浑涵汪茫的艺术境界。他评价黄庭坚所说的“用昆体功夫 ,而造老杜浑成之地” ,是在诗学史上颇富理论创见的命题。朱弁在诗歌创作上也有重要的成就。从长期羁留北国的宋朝士人的角度出发 ,朱弁诗有着“亲历”、纪实的特点 ,同时又深刻细微地呈现了诗人内心那种深沉而勃动着的精神天地。从艺术上看 ,他的创作极少使事用典 ,得之自然 ,多用白描手法 ,但句律严整 ,下字坚实 ,意象的创造是很有个性的     

从苏轼作品欣赏其丰富而独立的人格魅力

苏轼作为文学斗士的性格具有多面性，其丰富而独立的文化人格不仅在宋代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对后世文化人格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儒家伦理社会结构中寻求社会人生价值意义的同时，遨游山水、沉醉诗酒，从而在兴趣、态度、气质、个性、行为等精神与实践层面上整合政治人格与自由人格，把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以其丰富、独立的文化人格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诗人瞿秋白

瞿秋白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杰出的革命家诗人,他的诗人形象表现在诗歌作品、诗歌理论和诗化人生三个方面,反映了他多重社会角色、卓尔不凡的人格和在诗歌领域中的多方面成就,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他的“心程”和人生史。     

戏曲文学独立价值的艰难追寻——论福建剧作家郑怀兴

郑怀兴的戏曲文学独立观不仅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理论命题,而且是关系到戏曲创作实践的切实的问题。他对戏曲文学独立价值的艰难追寻,是对当代戏曲兴衰之由的一个具体而深刻的阐释。他“蜗居乡野”,并特别清醒地坚持着戏曲文学的精神探求。他把写戏作为“生命的需要”,沉醉在深邃无边的精神世界的探寻之中。在戏曲创作的文学性遇到舞台挑战的时候,他没有动摇戏曲文学独立价值的追求,而是在持之以恒的精神探求中,协调剧本的文学性与舞台性的关系。     

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路历程

郭小川是以“战士诗人”著称的,但“战士”之语,实不足以概括复杂的郭小川。作为战士,他奋力献身革命事业,并创作了许多气势豪迈的时代战歌。但他又不是一个别人能够轻易驯服者,而是一位向往人格独立、力图以个性化的方式介入历史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个人及历史的局限,郭小川终生未能达到完整而独立的人格境界。郭小川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他的诗文,更是关于文化人格、诗性精神等命题的思考。     

游走于宋词元曲间的萨都刺咏史词

元代文人萨都剌的咏史怀古词表现了人生如寄的深沉感慨，具有浅直流丽的风格。其词兼取元曲的内力饱满和宋词的余韵深味，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特色，在宋词与元曲的同题材作品中居于关联前后、融合二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