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亲告罪的立法意旨--刑法在社会利益本位原则下的灵活应变

在亲告罪立法意旨的问题上,理论界的通说均是从社会危害性轻微和对被害人之隐私与名誉予以保护这两个角度进行论述,这种传统的观点并不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刑事责任之公法性以及刑事诉讼之公益性等刑事法的基本原理.实际上正是由于亲告罪在认定上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中国向来重视家庭稳定的法制传统以及轻重犯罪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才促使刑法在坚持社会利益本位原则的前提下作出了灵活的变通,在立法中确立了亲告罪.     

中国刑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作为一项正当化事由，包含着重要的刑法价值，它对如何在维护刑法正义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主决定权最大化起关键作用。被害人承诺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由于被害人承诺放弃该利益而可能得到刑法宽容评价的行为。以相当性为基础，被害人承诺具有阻却违法性之刑法效果。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的理论依据是被害人对于自己有权支配和处分的利益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了刑法的保护。     

对强奸罪应否作为亲告罪的思考

从实然角度看,依照现行《刑法》,强奸罪属于重罪,若将其作为亲告罪,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故不宜成为亲告罪;从应然角度看,若祛除男权主义贞操观在强奸罪中的中心化地位,则强奸罪有可能成为亲告罪。我国目前不宜将强奸罪由非亲告罪改为亲告罪,但对"婚内强奸"可例外采取告诉才处理的方式。     

缺位与还原: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地位探究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执行程序却将被害人排除在外。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缺失不仅与其当事人的地位相矛盾,也与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符。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程序可以彰显人的尊严,是程序参与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刑罚功能的需要。我国立法应该确立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执行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和被害人的理性化参与是确保被害人在执行阶段主体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     

论被害人承诺作为排除犯罪性行为的正当性依据

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上,将被害人承诺纳入到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之外的其他排除犯罪性行为之一进行探讨。目前,虽然有关被害人承诺的研究得到重视,但是,对于被害人承诺的正当性依据的研究不多。本文则从公民权利的演进、刑法谦抑性的角度,结合利益的衡量,对被害人承诺的正当性依据进行探讨。     

亲告罪立法比较研究

亲告罪同非亲告罪相对应 ,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依据追诉条件对犯罪所作的分类。亲告罪立法有其重要价值 ,然而我国现有亲告罪立法因局限于绝对自诉追诉体制 ,立法范围过于狭窄。我国应在合理的程度内扩大亲告罪的立法范围 ,因而有必要突破现有的立法模式 ,借鉴其他国家立法成果 ,增设可公诉的亲告罪 ,塑造综合主义的亲告罪立法模式     

论我国刑法中的无被害人犯罪

目前，将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已经成为国际潮流与趋势，但是我国立法与刑事政策在无被害人犯罪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其原因有实践中的问题，亦有理论上的困惑。这种状况将影响我国社会与法律之发展。文章从阐述无被害人犯罪理论出发，对我国刑法中的典型无被害人犯罪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刑法中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的立法建议。     

侵财型犯罪中被害人权益救济的冲突与完善——以法院审判与执行实践为视角

对于侵财型犯罪而言,犯罪人的直接目的是通过侵犯被害人的财产而获得经济利益,被害人在此类犯罪中遭受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经济利益上。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侵财型犯罪中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的立法,主要是围绕着追缴赃款赃物以及赔偿经济损失而展开。然而,在诸多现实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往往难以通过法院判决追缴、责令退赔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有效救济,凸显出我国法律的内在缺陷。针对当前侵财型犯罪中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现状,应分析其法律根源,提出完善对策,以期构建有效的刑事被害人民事权益救济制度。     

刑事和解的人本主义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承认并尊重被害人的主体地位,符合程序主体性原理,有利于全面保护被害人的人权,有利于被害人生活状态的恢复.刑事和解对犯罪人采取谅解的态度,没有把犯罪完全归咎于行为人,有利于对犯罪人的教育和矫正,有利于被告人复归社会.从现代刑事理念角度观察,刑事和解符合刑法谦抑的思想,是公权力完善及公权力向私权力妥协的必然结论.     

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20世纪中叶以来,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各国越来越注重强化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澳大利亚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重视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但后来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做出了重大变革,成为澳大利亚近时期刑事司法改革的特色.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存在不足,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制度和学习澳大利亚注重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精神及制度安排,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论纲

在现实中,一些被害人在受到犯罪的侵害后,因未得到任何赔偿,从而使生活陷入困境之中.虽然侵害的结果是由犯罪人造成的,但是,国家对公民权益保护的欠缺也是其原因之一.因此,国家应给予被害人一定的补偿,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然而,目前我国尚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专门立法.鉴于此,我国可以从基本理论入手,分析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的理论、立法及司法经验,建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更好地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之救助对象范围略论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由国家对因犯罪而遭受重大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以致陷入困难的被害人及相关利益主体所进行的一种过渡性经济补偿措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法理基础在于国家责任。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性质既有司法属性,又有社会保障属性。其救助对象范围的确定受一国对相关制度性质的认识、立法之理论基础,以及经济社会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范围应为因犯罪行为造成死亡、伤残,或重大财产损失而陷入生存困境的刑事被害人或需要其抚养、赡养、扶养的近亲属。     

对亲告罪制度扩大适用的再思考

笔者针对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学者提出的应通过修改刑法,扩大亲告罪制度的适用范围的意见,结合犯罪学理论与刑法学理论做了一些批判性的反思,认为我国亲告罪立法完善的方向,不应当将重点放在亲告罪范围的扩大上,而应该关注如何建立完善的配套机制来保障公民的自诉权得到有效行使。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构建——以刑事人权主体均衡保障为理念

我国刑事司法中较多重视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缺乏应有关注.为此,应引入刑事人权主体均衡保障之理念,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矫正被害人与被追诉人权利的失衡,促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论刑法中的推定承诺

推定承诺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已为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所普遍接受。但因其与被害人承诺、紧急避险的相似性,使得学者们对其性质、正当化依据、成立条件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推定承诺是基于被害人承诺延伸的独立正当化事由。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是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其成立需满足严格的条件,包括与被害人承诺相同的成立条件和特殊的成立条件:被害人对法益有权承诺、被害人具有承诺能力、被害人承诺的客观不能、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行为人具有推定承诺的认识、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     

论对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救助

在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又未能从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赔偿时,进行法律救助,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权益,是目前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我国刑事被害人法律救助的法律缺陷和对被害人法律救助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刑事被害人法律救助最有效的途径是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并对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提出设想,希望能够在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救助制度的构建和立法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论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

就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及司法实践来看,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显得薄弱和不足。完善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制度应打破“先刑事后民事”的传统立法理念,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观念;确认刑事被害人对权利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对刑事被害人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致损失而提起的诉讼法院均应受理;允许对应负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恢复性司法视野中的刑事被害人

被害人学理论的迅猛发展动摇了传统的犯罪观念,凸显了法律对个人尊严和人权的保护.而我国被害人保护相关法律没有与国际接轨,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能使刑事被害人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权利得到有效地保护.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的渐进模式及立法设计

我国当下尚不具备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施行需要的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在立法需求尤为紧迫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立法的可行路径是由"救助"渐进式地向"补偿"过渡。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应是兼采一般社会救助制度和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相关合理因素的"紧急司法救助"制度。     

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机制研究

随着法治的进步,国内外学术界与司法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但相比之下却忽视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身心均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更需要特殊的保护与救助。实践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措施严重缺失,立法保护不足、司法保护不力、配套机制欠缺,使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经常处于危险的边缘,既不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也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为了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亟需加强立法和司法保护、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以此来构建合理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