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下的公司人权责任

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融入人权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本世纪初开始,受全球契约的影响和鼓舞,联合国人权机构试图制定相应的治理准则。公司人权责任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设置的“保护－尊重－补救”框架不仅为公司的人权尊重责任规定了一套规范性的指导原则,还设立了公司履行尊重人权责任的一般原则,确定了公司人权责任的范围,提供了人权负面影响的防控、缓解和消除以及相关救济措施。这些规定对于塑造公司人权态度,传播人权理念和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将带来深远影响。     

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行为体,联合国在实践中遵循了基于人权、发展和安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通过构建自身人权议程框架中的卫生话语和议题,联合国基于人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价值引领;通过在全球发展战略或倡议中设定健康改进目标,联合国明确了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通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中采用安全话语或安全考量,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理念提升了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毋庸置疑,联合国上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冠疫情防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原则制定不明晰、卫生问题"政治化"等诸多问题,对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和公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建构功能

世界卫生组织体系下的国际卫生法存在诸多缺陷,无法有效控制疫情,亟须时代性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渊源,主动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积极倡导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卫生法的法理建构确立了主体性和价值观。以其历时的发展逻辑为进路、共时的现实互动为框架,该理念在国际法实践中可发展出"共同安全、互利共赢、环境共建、和谐互助"的新型国际卫生法原则,进而在国际合作中建构全球卫生健康安全制度、全球卫生健康经济保障和互助制度、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全球卫生合作制度,并沿着理念—价值—原则—规则的路径推动国际卫生法规范体系的建构。     

试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性和时代价值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倡议和概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拓展和深化。"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包含生命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人类需要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来共度时艰等科学内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表明世界各国应该承担共同的公共安全风险、分享共同的利益、承担共同的责任。因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是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正确选择和必由之路,这也是中国智慧对世界的贡献。     

论“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的国际法核心原则、要素

近年来,针对各种灾害可能导致的人权或人道主义灾难情形,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开始研究和编纂"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原则和规范。该领域的核心原则、要素主要是,主权国家是"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首要责任主体,受灾国在本国应对能力不足时负有寻求援助的责任,以及不任意拒绝外部援助的义务。在遵循主权、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主体获得了参与治理的权利(责任)。当一国无能力或不愿意保护和援助其境内受灾害影响的人员时,国际社会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所允许的程序和方式提供外部援助与保护。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各种灾害威胁下的人民,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建立和实施预防战略和机制。这些核心原则、要素为该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原则指导和路径方法,并塑造了具体规范、机制等。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全球能源互联合作机制构建研究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需要加快建设与之配套的国际合作机制,以便于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促进电力基础设施的投资、规划与建设,提升国际电力贸易规模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争端。全球能源互联合作机制的目标是建设六位一体的机制复合体,包括多边对话机制、政策协调机制、投资保护机制、运营安全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建构全球能源互联机制的路径可以分为全球、区域\次区域和社会层面。全球层面主要依托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的治理架构。区域\次区域层面可以优先立足"一带一路"倡议、东盟区域一体化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在社会层面,实现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的通力协作,工作重点包括政府搭建规范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非政府组织和相关企业积极承担能力建设工作、推动形成投资机制和推动"电-矿-冶-工-贸"联动发展新模式。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促进人类健康发展和全球卫生公平为目标.在一系列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出现后,卫生领域的治理成为人类跨国治理的重点.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大国参与治理的意愿降低、国际社会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国际行为体互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和功能失调等.为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国际社会应该转变观念,避免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捍卫联合国的中心地位,支持多边卫生治理,制定相应制度以减少“搭便车”行为,加强各国在卫生领域的信息共享以及深化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机构改革.总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各国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自保观,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共同推动人类卫生事业的发展.     

习近平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与实现路径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共存,实现义利兼得、义利共赢以及各国共同增进海洋福祉的现实需要。习近平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明确了全球治理海洋的共同价值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海洋和谐共存,还指明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创新的全球海洋治理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超越西方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意义,有利于维护海洋的和平与安宁,共同增进海洋福祉;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承担保护海洋、保护地球的重要责任。     

美国钓鱼岛政策的缘起与演变

美国的钓鱼岛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不持立场";另一方面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它肇始于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对钓鱼岛的军事控制,根源于二战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随着战后美国东亚乃至全球霸权战略的变化而逐渐演变而成。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炮制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并通过片面援引该条约把其对钓鱼岛的占据"合法化",埋下了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种子。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与日本签订非法的《归还冲绳协定》,把钓鱼岛的施政权一起交给日本,从而引发了中日钓鱼岛争端,同时以"中立"之名行偏袒日本之实。冷战后尤其是"重返亚洲"以来,美国把《美日安保条约》与中国钓鱼岛挂钩,从而加剧了中日钓鱼岛争端。美国不仅是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始作俑者,而且是近年来争端激化的"幕后黑手"。总之,美国的钓鱼岛政策违背法理,是美国一贯坚持的霸权逻辑的必然结果。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构建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得以缓解,而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则上升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近期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巴西登革热使国际视野再次聚焦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作为当代最主要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之一的传染性疾病,给个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更显必要与紧迫。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科学到政治: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

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到政治的政治化进程。其初期表现为一系列国际气候会议的频繁召开,后期表现为气候问题进入了"安全化"动议。国际社会对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化操作会产生正反两种效果:正面的政治化有利于该问题获得所需的政治支持;反面的政治化由于在成员国间引起政治争议而内耗了所需的公共资源。因此,应该以一种辩证的观点看待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进程中的政治化现象。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应当凝聚更多的政治共识和行动,而不是一味地相互指责、推卸责任。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世界贸易组织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TRIPS协定为例

WTO规范具有深刻的公共卫生含义.作为WTO的主要规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TRIPS协定中包含了出于公共卫生考量而规定的灵活措施,然而,WTO并非以公共卫生为导向,其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决定了WTO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而言是弊大于利.鉴于我国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正在酝酿的医疗体制改革,我国应勇于利用WTO规范中的灵活性条款,提高药品的可获得性,从而促进我国的公共卫生治理,这本身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贡献.     

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的理论探索——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分析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文章分析了国际气候基金应该如何筹集和分配资金，才能同时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的帕累托最优与自身的财政收支平衡。为此，首先，构建全球气候治理的帕累托最优模型与市场均衡模型，并分别求得帕累托最优实现条件和市场均衡条件；其次，比较二者，求得使市场均衡结果实现全球帕累托最优的唯一的价格条件；紧接着，在该价格条件的基础上，纳入财政收支平衡的考虑，进而推导出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下的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所需要遵循的唯一规则；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下的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的全部可选方案；最后，提出了逐步推进国际气候基金建设的政策建议。文章的创新有两点：对Baumol和Oates构建的公共外部性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修正，从而使本文的结论更加适合于全球气候治理分析；推导得出同时实现全球帕累托最优和国际气候基金收支平衡的唯一价格条件。     

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法律规制的完善

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继暴发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国际医疗援助对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国际卫生合作和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际医疗援助主体多样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多边国际医疗援助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现行国际卫生法律制度对于国际医疗援助尚无系统性的法律规制,并存在诸多缺陷。对此,应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加强国际医疗援助中的国际统筹和协作,以其为中心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机制,同时完善国际医疗援助的发起程序,明确援助人员的特权与豁免,理清国际医疗援助中的国际责任,建立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援助机制。作为对外医疗援助大国,中国应积极推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国际医疗援助中合理规避法律责任,同时完善对外医疗援助方面的国内法规,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与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提出源于全球化的推动,而全球治理的提出及实践则使国际行政法的产生、形成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国际行政法产生的两个现实驱动因素。国际行政法的产生路径可总结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路径。国际行政法具有区别于国内行政法的若干明显特征,国际层面相比国内层面的很多特殊性也使得国际行政法的体系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忽视,但它们也并非不可克服。虽然国际行政法不如国内行政法成熟,但是如能改进合法性,便能够将超国家机构的全球治理职能发挥得更好。全球治理语境下国际行政法体系的产生、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