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策略

我国政治文献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着领导人的语言风格和价值观念,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总会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因此,在政治文献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完整建构原文本的意识形态,如实地反映出原文的政治内涵和文化价值是译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初步梳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献文本翻译间的相互关系,以《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摘文为例,探讨了我国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建构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     

俄语新闻的文化特点与翻译初探

新闻翻译要遵循自然、准确、易懂的原则,并充分考虑译语的文化背景,跨越两个民族文化的差异,使译语受众更好地了解新闻信息。新闻又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等因素都是影响新闻翻译的关键因素。俄汉新闻译者应该立足于译语读者的角度,综合考虑多种文化因素,对新闻原文进行再创造,从而达到新闻信息传播的目的。     

意识形态和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定义及其与翻译的关系、创造性叛逆与翻译的关系,并且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两方面阐述对创造性叛逆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政治宗教促使的创造性叛逆、文化差异导致的创造性叛逆、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引起的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影响是相对的,译者有可能克服这种影响.     

英国文学翻译择介的意识形态影响

纵观英国文学翻译历史,其作品选择自始至终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清末民初、五四前后、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及80年代以后,英国文学翻译一直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择介标准,使文学作品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这充分说明,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关,翻译文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英语新闻语篇的解读与翻译策略——基于中国南海冲突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体现权利和意识形态.《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有关南海冲突的11篇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显示西方新闻报道渗透着对新闻话语权的操控,主要体现在语篇、标题、词语分类和对话性.西方主流媒体对华新闻报道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在语言形式上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使语言表述功能最终服务于文本.在解读新闻时,读者必须对其进行批评性分析,把握媒体的政治意图.为了颠覆西方主流媒体对华负面报道,可以采用变译、改译和删译的翻译方法.     

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因素论，探讨文革时期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发现文革时期的主流权力话语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发行、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等方面。同时期潜在翻译的存在表达了译者的自我追求，作为特殊年代的个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充分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试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利玛窦的翻译实践活动为个案

意识形态与翻译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本文以利玛窦为例,通过对其翻译和传教活动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从利玛窦的翻译动机、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和概念层面的处理等方面,探讨意识形态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并指出其译介活动对译入语读者意识形态的影响。     

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看新闻翻译中话语的建构与“解构”

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英文新闻及其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纵进行分析,揭示其对新闻话语的建构,并试图提出相应的＂解构＂策略,还原新闻事件本来的面目,为新闻翻译提供一些启发和建议。     

外宣翻译:意识形态的较量

外宣翻译是以中国的事情为信息源,以外语(主要是英语)为传播工具,以外国受众为信息宿或传播对象,以向外国宣传中国为目的的一种翻译实践,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别,外宣翻译有其特性,也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意义。本文拟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媒介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探讨翻译中原语意识形态和译语意识形态的较量,以期对外宣翻译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作者认为,外宣翻译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其结果是要么倾向于原语意识形态,要么倾向于译语意识形态。     

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辩证考论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应坚持辩证的意识形态观点,把握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和意识形态创新的辩证关系,坚持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并举以及意识形态翻译与翻译意识形态并重的理念,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阐释学等理论对文本意识形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语言、文化与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新概念

长期以来翻译被理解为语言转换的纯技术性操作,与价值判断无涉.然而细读翻译史会发现语言转换的表面性客观中立形象掩盖了翻译发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况且,语言本身也不是工具那样简单,也有历史性和意识形态因素;文学翻译是文化资本流通的重要渠道,文化资本的流向和途径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学的优劣问题,更是一个选择权力问题,因而翻译也是建构话语权力的活动.     

论新闻翻译中意识形态的操纵——从叙事话语的角度

意识形态不仅仅体现在译者翻译的目的之中,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新闻翻译叙事话语的事实建构。通过引入聚焦转移和语言变异的"重写策略",进一步再现了译者在意识形态操纵下对译文话语的意义掌控。     

意识形态与翻译原本的选择

翻译原本的选择主要受一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需求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四次：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及五四运动以来的翻译活动。每一次翻译活动中翻译原本的选择都和那一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闻翻译的超文本因素研究

法国文学理论家杰哈·简奈特所提出的超文本成分及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的.如今,超文本范畴已经从纯文学作品拓宽到非文学作品,其定义已经涵盖了文本产生的文化环境、经济条件、政治体制及审查制度等大环境因素.将这一概念应用到新闻翻译中,分别对几组新闻的英汉互译进行考察,试图探究影响新闻翻译的超文本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读者期待视野、赞助人、传统价值观、翻译目的、传播媒介和市场因素等均对新闻翻译施加影响,从而更好地揭示了新闻翻译的本质.     

政治文化语境与鲁迅晚期翻译

翻译总是与特定的语境有关,受到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印记对鲁迅晚期的翻译实践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其翻译目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都体现出译者的政治文化诉求.     

传教士《论语》译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

探讨基督教意识形态在三个传教士《论语》译本中的具体体现,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均有必要作文本(翻译本身)与副文本(注释、序言、绪论等)的分疏。在翻译层面上,译者追求隐形而不可得,意识形态作为其诠释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约着译者对他者的理解,往往造成无意识的"误读"而非有意识的"操纵"。但在副文本中,译者则会正面现身,进行知识管理。     

政治话语的转型与新闻文本的制作

新闻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紧密。随着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世界各国统治阶级不断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现代政治传播领域内新闻话语出现了更新和转型：意识形态的诠释更加巧妙,政治话语的基调更加平实,利益博弈中更加注重对话,政治活动充满了表演的痕迹。政治传播要实现传播意识形态、引导公共舆论的任务,必须首先尊重受众的信息接受心理,按照新闻文本的生产规律制作政治新闻的文本。我国政治传播应该跟上世界潮流,尊重现代新闻文本的生产规律,用现代意识形态指导政治传播,政治话语实现由灌输向沟通转变,这样才能提高舆论引导的社会效果。     

论典籍中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基于《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的比较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研究

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典籍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是否起到与原文中意识形态相同的文化功能可以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之一。以《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意识形态的翻译为例,认为译者对源文本中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翻译,在译文中表现为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如果译文在意识形态的翻译上没有达到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则译文与源文本的文化功能对等也就无从谈起。     

编译在软新闻汉译英中的应用

翻译实践中常常看到一些译者在英译汉语软新闻时并未遵从传统的翻译理论 ,而进行了大胆编译 (删除或增加某些内容 )。本文从软新闻的文本特点及其传播功能出发 ,通过对中英文化差异制约软新闻宣传效应的实例分析 ,认为软新闻独特的文本特点、中英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以及软新闻对宣传效应的刻意追求 ,使得传统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有时在英译汉语软新闻时失效 ,而编译则在此领域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