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儒学南传与岭南儒学的变迁

儒学在战国时期就已传到岭南,直到汉武帝在全国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学才开始在岭南普及开来。随后,儒学的不同发展形态也先后在岭南风行起来。进入明代中叶,陈献章在岭南开创了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鼎足为三的江门学派,同时也奠定了岭学在全国的地位。儒学在岭南的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巨变主要表现为：岭南文化结构上的从远儒尚朴到崇儒容外,儒家经典关注上的从《春秋》兴文到《大学》治世,儒学重构思路上的从以道释儒到以儒释新,社会价值观上的从士民二元到士民一致。     

儒学复兴路径与发展困境探析

传统儒学有三个层面,即政治制度层面（政治儒学）、生活层面（生活儒学或民间儒学）、精神信仰层面（信仰儒学）。政治儒学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信仰儒学的建构难以实行,复兴儒学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生活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层面的作用。从文化的延续性、儒学的超越性、实践性、包容性等方面分析考察,儒学存在复兴的契机。然而在基础改变、传续断层、多元冲击的情况下,在精英化与大众化、知识化与信仰化的两难中,儒学的发展还是面临外部和自身的诸多困境。儒学复兴,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儒学与宋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资源之一的儒学,对宋词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主要表现在:儒家达济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确立了豪放词的价值取向,拓宽了词表达的范围;儒家"温柔敦厚"的艺术观,从某种程度上又深深浸染着宋词的艺术风格,使得词风变得既香艳风流又典雅蕴藉,符合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观。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儒学与世界和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历经两千余年,远播海外,辐射周边国家,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学文化圈,对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儒学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家的道理正大恢宏,值得世界采用,它引领人类不断献身社会改革,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原动力,是儒学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只要以仁者爱人之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态度,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互敬互爱的国际关系,那么,世界和平便可早日到来。     

西学东渐与儒学转型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主要方向。西学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给传统儒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先进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想的优秀成分,改造儒家思想体系,促进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提供了契机。回顾西学东渐与儒学形态的转换,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状况,而且对当今文化多元化状态下探寻儒学的发展路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成年毛泽东与儒学

毛泽东35岁至65岁左右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看法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既能全面评价,基本肯定;又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善于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儒学与世界和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历经两千余年,远播海外,辐射周边国家,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学文化圈,对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儒学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家的道理正大恢宏,值得世界采用,它引领人类不断献身社会改革,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原动力,是儒学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只要以仁者爱人之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态度,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互敬互爱的国际关系,那么,世界和平便可早日到来。     

儒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儒学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被中华各民族所普遍认同和接受,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是与儒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密切相关的.儒学作为"大一统"的封建文化,既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制度的支撑作用,又有对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维系和文化延传作用.今天,发掘利用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使之融入现代精神文明中,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学"与"仁学"及"生活儒学"问题——与李幼蒸先生商榷

在儒学话语中,"儒学"与"仁学"是同等的:儒学即是仁学,反之亦然."生活儒学"不是"从现象学吸取养分",而是通过对现象学的批判而获得其"生活即是存在"的观念."生活儒学"不仅是"为儒学的当代复兴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而是具有三个观念层级:生活(存在)→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知识论、伦理学)."生活儒学"首先关注的乃是生活及其情感显现:仁爱情感.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     

儒学与西夏文化刍议

西夏文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儒学的文化思想，已较全面地渗透到西夏文化之中；儒学的文化结构，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     

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

通过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理论的反思,必然引出"文明对话"的论题。从对现代化、西化、全球化概念的历史反思,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及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儒学是否有第三期发展前景"问题的认识;从"文明对话"、"文化中国",论证儒学创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

新儒学之后,当代儒学思想的商讨进入了一个多元言说的时代,原有的相对统一性为杂多性所替代,然在此之间,依然有一种逐渐强大的声音开始形成,这就是本文描述的"后儒学"思潮。后儒学起因于后现代语境的冲击及后现代思维模式的影响等,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与时代转换后的重大哲学问题等息息相关,因此而对基于现代性模式的新儒学提出了种种质疑与挑战,代表了儒学当代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后儒学国际流通的三大板块及其谱系做了一系统梳理,分辨其异同,勘查其新义,确定其内涵,意在勾勒出这一学术潮流的一个可理解性框架,凸显后儒学在当代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批判与建构——嵇康的儒学观

嵇康作为魏晋时代竹林七贤的主要代表 ,因其“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对儒学的激烈批判态度 ,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儒学的反叛者 ,也由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从嵇康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和建构来看 ,他并没有超越玄学融合儒、道价值的主流。他通过对汉末以来儒学形态的批判 ,以道家人生样式为根据 ,道家之“道”为本体 ,“作用的保存了”儒家价值 ,从而建构了一种融合儒道价值的新的生命样式     

儒学的人格化与人格化的儒学

儒学的现代性发展必须从关怀人类未来前途的角度出发,以深刻的悲情大愿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回向天地社会,以话语的方式将古今圣贤一脉相承的生命体验呈现给人类.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是由人来担负的,儒家的真精神也是透过人格力量才有所体现的.离开了屹立在历史文化之上的具体人格,我们将无从感到儒家活泼、生动、感人的真情神.人格化的儒家精神不仅具有感召力量,而且也能厘定文化的价值秩序.人格化的儒学和儒学的人格化容易直入人的心灵,在理知和情感两个层面引起人们的共识性认同,从而在更广大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儒家的生活智慧是将形而上学寓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智慧,主要以礼乐的形式给日常生活世界带来贴近人生的秩序化价值和富有生命气息的本体意义.因此既有必要重视儒学广大高明精微的一面,关注由于超越的冲动而激发起来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行为,同时也有必要发扬儒学笃厚平实中道的一面,致力于世俗世间人的具体生存如何合理合情安顿的问题.     

儒学与中美文化交流

中美文化交流始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曾对美国的社会变革产生过重要影响.儒家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一直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途径.现代美国儒家大师讨论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现代价值、世界意义以及儒学研究发展方向的理论动态分析.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