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人之道 莫重于祭——论儒学的祭礼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学“五礼”，祭礼居首，最为重要。讲祭礼在整个儒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但儒学不是宗教，它讲祭祀是要通过祭礼的形式推行教化，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儒学的祭礼也因此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首肯，成为正统的宗教礼仪制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儒学和宗教关系的历史述评

儒学是否宗教、有无宗教性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历史性问题。由利玛窦来华传教开其端,中经康有为创立孔教会提倡尊孔读经,20世纪中叶得以较大程度地展开,70年代后期又掀起新的高潮。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宗教概念的理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学者们大都从儒学的某个侧面与他们所理解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同点或相似性来说明儒学的性质,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重新界定宗教,从儒学发展过程内部去寻求儒学和宗教关系的本质。     

儒学的现代"名分"问题刍议

儒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属于"谱系儒学","儒学"一词的含义只是"儒家之学"的意思,没有学理性的指涉;而在现代学术中,儒学却被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并在这样的"名分"下被研究.但是,究实而论,儒学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范式上都与所谓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相去甚远.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儒学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就不是很"名正言顺",而且更严重的是,将儒学当作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来研究大大地遮蔽了儒学的独特性.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对待儒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将儒学看作是可以用来建立新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的"思想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本身,这就好像我们应该将煤看作是电的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电本身一样.     

儒学宗教化与宗教儒学化——云南民间宗教组织洞经会考察

儒学与宗教在中国社会场景相遇之后,面临如何处理彼此关系的问题。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组织洞经会在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其组织结构、行动方式和文本内容等整合了儒学与宗教的核心思想,目标在于以宗教强化儒学思想,以儒学解释宗教教义,此即儒学宗教化和宗教儒学化两个维度。在具体社会场景中讨论洞经会的组织、行动和文本等要素的整合机制将对儒学田野研究以及儒学与宗教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宗教本质和儒学的基本性质辨析

宗教是信仰和崇拜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文化体系 ,它是满足人的某种精神需要的具有神秘意义的意识形态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儒学不是宗教 ,它虽然处于与宗教形成和发展的同一历史时期 ,但它的形成却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思想。不论宗教如何发展 ,我们都应把儒学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 ,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儒学与宗教的关系 ,而不能从现代宗教世俗化、道德化的意义上去理解儒学、诠释儒学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儒学与宗教道德内涵的冲突与统一

宗教与儒学做为意识形态,都属文化现象,但宗教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现象,儒学却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二者既有一致性,也存在明显冲突。它们在道德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而其矛盾与冲突恰恰也来自于最基本的道德主张,正是在道德内涵的对立统一中,儒学与宗教得以共生共长,融合发展。     

儒学是中国的经院哲学

儒学在汉代被神化和宗教化，但中国与欧洲中世纪历史状况不同，儒学在汉代之后宗教地位下降，它的宗教性和孔子神化受儒家本身的批判和道教、佛教的冲击，再加上儒学与皇权的关系，又使它表现出明显的学派性．这一点很象西方经院哲学的二重性。从比较两种经院哲学这个新角度看二者的相似之处，不能不得出儒学有宗教性和学派性两个维度这个合适的结论．人们经常把儒学的一些观念当作历史传统，透过表面观点进行深度历史价值的思考，不能不看到经院哲学式的思维方式给中国哲学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

多年来,宗教在我国常常被理解为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神灵崇拜或迷信,这导致人们倾向于把具有大量理性思维内容的儒学当作是哲学,并把儒学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不加分辨地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本文在重新界定宗教思维的特点及儒学的宗教性的前提下,指出当前国内学术界所盛行的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一系列说法,多半都是将儒学的宗教性思维误当成中国哲学的特点.他们所说的许多中国哲学的所谓特点,比如重直觉、重人生、重道德、"天人合一"以及"知行合一"之类,都可以理解成宗教性思维的体现,无关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简评陈明的“文化儒学”

与蒋庆、盛洪与康晓光汲汲于儒学的政治路向不同,陈明以"即用见体"为立论基底,以"公民宗教"为现实进路,力图从文化角度来重建儒学理论体系。所谓"即用见体",是指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们通过创造性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完满地表达、呈现出来,进而构建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态。陈明以"即用证体"和"即用建体"来构建儒学理论体系,超越了"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对举模式。通过批判国教说,陈明提出了"公民宗教"作为实践"即用见体"的现实进路,强调其社会基础和对个体生命之思想体系的完善;认为儒教的实际功用、现实境遇和研究现状为"公民宗教"提供了可能;进而认为儒家的"生生之德"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的善"可使"公民宗教"与宪政实现对接。陈明之"文化儒学"将国人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与文化重建联系起来,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思维路向,但也面临着挺立与完善"文化儒学"的本体形态和宗教进路的现实困境等难题。总体上,陈明"文化儒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大陆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方法论批判

杜维明对贯彻新儒学三期的儒学宗教性问题进行反思，指出以西方话语为背景展开的新儒学研究等于是将儒学客体化，而儒学的真实问题以及精神特性就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中消隐了。杜维明放弃了从终极存在的角度追问儒学宗教性的思路，回归人自身，从儒学中寻找人对于终极存在的体验，提出儒学独特的认知方式--“体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儒学的宗教性在于对终极存在的肯认与追求。     

论《随想录》中的儒教“宗教人”形象

儒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由于它的隐蔽性很强,尽管"五四"先驱者就已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对儒教的宗教实质认识,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是在经历了"文革"的教训后才若有所悟,这一点在巴金的晚年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解放前,巴金无情地批判觉新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解放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也成为了无神论时代典型的"宗教人"之一。解读《随想录》,可以发现,无论是觉新还是巴金,他们的精神世界都与儒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不容易被发现而已。     

论儒学的宗教性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为指导 ,以对传统宗法性宗教的考察为基点 ,以孔子创立的儒学宗教理论体系和儒家基本经典为依托 ,以人文主义为主流 ,以有神与无神为两翼 ,充实当代新儒家宗教观的内容 ,探索儒学传统思想宗教性的内在发展规律 ,寻找儒学宗教性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世界宗教文化的共通性和结合点 ,凸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儒教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其中即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儒教”,也包括具有哲学性的“儒学”。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是社会的象征,它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让人们去追求。儒教以实现王道为己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功能,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儒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不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官方宗教、一种工具性宗教、一种宗法伦理宗教。     

儒教非宗教--与李申教授商榷

比较、分析已有宗教的与儒教的概念可以得知,儒教具有"政教"与"教化"的性质,同时亦说明"儒教宗教说"是难以成立的.大量事实证明儒教基本不含有宗教认知的成分,而宗教所特有的认知方式乃宗教的最根本的特征.     

回儒哲学对话探析——以王岱舆《正教真诠》等著作为考察点

王岱舆在构建回回宗教体系时将回回宗教的“数一”与理学的“太极”进行沟通,形成了与儒家相近或相通的宇宙生成论。在宗教思想基础上,他批评了儒学心性论上的分歧和理善气恶的观点。王岱舆对于儒家心(性)体气用的批评不一定都能成立,可是对于儒家“气禀”论中的偶然论、命定论色彩与其修养论相矛盾的观点却很有见地。从回儒交流的历史来看,在王岱舆以前回儒在哲学层面并没有进行过正面的碰撞或系统对话,之后两种文化的对话、融合不断展开并逐渐深入。     

论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儒教特征

冯友兰“新理学”表面上褒扬哲学,贬抑宗教,并力图以哲学代替宗教信仰。然而,在冯友兰关于“以哲学代宗教”的表述中,却透露出冯友兰“新理学”潜藏的宗教内蕴,并在对天地境界的“安身立命”、“事天乐天”功能的论述中,以及对命、运观念的诠释中,也体现出鲜明的宗教特征。这些特征本质上可以归宗于儒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儒教特征使得“天地境界”本身成为儒教发展的新形式。     

中国近代宗教观的一般回顾 ——以早期现代新儒家为例

中国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境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性,使得对于宗教的否定评判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主流态度。早期现代新儒家在宗教问题上既深受这一主流态度的影响,又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他们否定宗教,尤其是反对在中国通过宗教的方式来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但是,他们建构的新儒学的理论又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