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政府机构改革中的权力重构

权力配置不合理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难收实效的根本原因,更是当前政府机构运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何重构政府机构权力,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新思路。     

中央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评估与对策建议

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大部门体制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被加以推进和实施,职能、机构和人员整合工作得到积极落实,其改革成效正在逐渐显现,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和需要改进的问题,即部门整合与职能有机统一,改革后部门内部整合、部门间协调机制缺乏,管理事项过多、过细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因此,为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改革,必须高度重视职能有机统一的改革要求,按决策与执行分开的原则设计大部,设立独立执行机构,建立有效的部际协调议事机制,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扩大和巩固改革成果。     

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新探

通过对地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管理职能的探讨,提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是体制、管理和技术诸层面改革的统一,改革的突破口放在体制层面上,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管理和技术层面的改革不到位,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难以成功。机构精简必须与职能转变相互支持才能产生高效益,以有益于当前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中国环境管理大部制变革的回顾与反思

环境管理大部制变革是中国环境治理的中心环节.环境主管部门法律地位渐次提升,能够保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进行环境状况审查,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紧张局面.但环境主管机关法定职能的有效发挥,需依赖其它涉及环境部门体制改革的协力推行,以及中央与地方环境权力的合理配置.环境督察体制与土地督察体制相比,在权力来源、管理体制及职能权限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比照土地督察体制,创新环境督察体制,使其法定授权职能有效发挥,或可作为解脱环境管理体制困境的纾缓之策.     

地方粮食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探路——以机构设置为视角

地方粮食行政体制改革是国家整体行政体制改革现状的缩影,机构设置则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肯綮。行政过程中"决策"与"执行"分开是当下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主线,职能整合与机构整合并行,法治路径则是贯彻改革主线的基础策略。合法原则、比例原则、地方立法强化原则和中央改革适度带动地方原则是法治路径的具体变现。     

论建国初期大行政区体制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权力的纵向分配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成为探索当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大行政区体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地方政权建设的主要模式,反映了我们党在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最初设想和基本理念。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代表的大行政区体制的产生背景、历史沿革和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从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角度重点阐述了大行政区体制的经验与教训。     

监察权力分治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以全国首批试点经验为视角

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其体系定位和权能设置直接导致检察机关职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作为权力运行载体的内设机构部门设置,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源配置。基于此背景,立足于全国首批试点吉林省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大部制"改革和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试点的实践经验,结合当下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以权力运行和法经济学理论为研究基础展开,思考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调整转型方向,建设管理路径,探寻检察权能行使的新空间与新重点:以作为全国首批试点之一的吉林省改革经验为出发点,提倡形成以办案质量至上为宗旨的检察人员专业化建设和以办案效率为核心的内设机构扁平化管理并重的基本运行模式,继续深化各部门整合,并尝试开拓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这一新领域。     

海南的“小政府、大社会”改革

海南建省办特区初时就进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其鲜明特色是：精减政府机构,建立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及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巩固改革。其经验和教训是：敢于向“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刀”,“先立规矩后办事”,改革应尽可能地自上而下。在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中,海南的超前改革又面临着新的选择。     

大部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在国外,大部制是一种具有广泛管理职能的综合管理体制和组织形态,它具有“大而精”、“联而协”和“简而优”三个基本特征。国外大部制改革遵循三个基本原则：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部门协调与职能统一;权力相互协调和制约。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外大部制改革一般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与方法。国外大部制改革的经验对我国推进大部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国家中央政府部际协调机制研究及启示

部际协调机制与大部门体制都是加大政府机构整合力度的重要途径。但是相较于大部门体制,我国中央政府部际协调机制的构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相对滞后。机制是方式、方法、技术和工具的总称。文章从政府的结构协调技术、程序协调技术和公务员制度等方面分析总结了西方国家中央政府构建部际协调机制的主要做法、基本经验及其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论环境法的生态系统整体保护原则

环境法的生态系统整体保护原则,要求对环境要素进行综合管理与保护,并注重各环境要素分别管理之间的协调性。贯彻这一原则,要求建立综合性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实行流域和跨行政区域的环境资源管理,制定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律以及在改革我国部门立法体制的前提下对现行环境资源法律法规进行整合。     

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思考

“课程思政”理念突出专业课程的育人价值,要求高校各类课程同向同行,所有专业教师都应该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努力做到价值引领和知识教育同频共振。推动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能够发挥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的隐性教育功能,促进全课程育人格局的构建,提升专业课程的实际教学效果,有利于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德才兼备型财务管理人才。在推进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必须以价值引领为导向,加强专业课程建设和改革;把握“课程思政”的核心,构建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中的思政逻辑;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能够适应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师资队伍;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教学组织管理和评价价值引领。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突破口

总结我国30余年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往往走在前面，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时常处于滞后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探讨得不到位或抓得不扎实。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则有时选择得不准确，由此使改革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总结历史经验，我国要继续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要使政治体制真正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障，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应是：建立健全大部制，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复杂视阈下我国大学课程与教学改革趋向探析

我国传统的大学课程与教学是按照单一的知识授受逻辑设计的,无法反映进入大众化后的高等教育发展要求。在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从复杂视阈出发,大学课程与教学设计必须兼顾多方利益主体的需求,并且要以促进大学生发展为中心达成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以此为指导,大学课程与教学改革也呈现出多样性:政治课改革的重点是提升学术性、外语课与计算机课教学改革应加强实用性、选修课教学改革应注重前沿性、专业课教学改革应突出实践性。多样化的改革道路正反映出大学课程与教学改革走出了线性逻辑模式,进入了复杂性视阈。     

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与未来——兼谈2009、2010、2011民间司法改革年度报告

司法改革适合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它带来的震荡可能最小,同时还能解决许多问题。自2008年底中共中央政法委就深化司法改革作出总体部署以来,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根据整体规划低调推进改革。到2011年底,60项改革任务绝大部分已完成。2009、2010、2011三个《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是民间对近三年中国司法改革的逐年检视。报告肯定了一些司法改革举措,但对"新一轮"司法改革也提出了严厉批评。报告认为,司法改革面临步伐迟缓、动力缺失、利益集团障碍等种种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化逻辑、民众缺位等紧密相关。好在中国司法改革已迈过决定方向的十字路口,只要启动下一轮实质性的司法体制改革,采取去政治化的技术和策略,引入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动力,就能够最终迈向公正、高效、权威、独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     

我国传媒治理结构的理论渊源与创新

当前的传媒治理结构是政府单边主导的事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半行政化的企业行为,传媒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要在“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主导下进行,即在转制改革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一套基本的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规则,同时把传媒视为一个市场性契约组织,达到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效统一。     

宪法修正案的改革逻辑及其证成

八二宪法的第五次修正案提出了若干新命题，在这些新命题背后隐含着中国宪法内在的改革逻辑。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部分，初级阶段理论告别了革命论，法治建设就此得以可能。初级阶段的法治是一种立法与变法的辩证结合，它需要有一个领导型政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以人民为中心，把握立法与变法的平衡。在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国内与国际法体系。但是，领导型政党作为立法之上的引领方向者，必须严格自律，将外在的依法治国与内在的依规治党紧密结合。     

环境治理的困局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在实践上,我国环境治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在理论上,“吉登斯悖论”的共时性冷漠造成环境治理的宏观困局,“邻避效应”闲环式的理性逻辑带来环境治理的微观困局.因此,迫切需要树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政治理念,着力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生态型政府:从加快推动环境治理的法制化进程;增加环境治理的财政投入,创新环境治理制度;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层面的广泛生态政治参与,建立多元协同的环境治理格局等.     

私有化不是林权改革的方向

最有效率的林权(这是一种生产关系)必须是与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这是一种生产力)相适应的林权。我国提高国有林效率的核心措施是改革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取消分权,集中经营,以及剥离社会负担和改革用人制度等。那些国有林私有化和分权化改革的意见违背森林经营的原则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在确保国有森林资产的前提下,鼓励发展私有林是可取的,但私有林权分散和林主追求短期利益的动机必然损害森林生态系统的综合价值。国外的经验是一旦造林后国家就要帮助林主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合作化或规模化经营。森林经营和农田经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营,林业改革如果仿效农业改革将是一场灾难。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逻辑、原则与制度选择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是土地法制改革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它在现行土地法体系的多重目标和逻辑下存在显著的制度冲突和权利限制问题,破题的关键是厘清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和原则。这要求将财产权逻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主线,将多元目标拣选、提炼为两项原则——即农民权利实现机会和承包经营权益的绝对保障,并以这两项原则划定财产权逻辑的适用前提,而未被转化为原则的其他目标则只能在不违背主线逻辑的前提下设定和适用为该目标服务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制度改革的思路将趋于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共同构成三层次的权利体系。集体所有制仍然是制度前提,土地经营权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获得创设并承载旧制度未竟的使命,就长期而言,曾施加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转让、抵押、期限上的限制将逐渐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再分配将吸纳更多授权性（自治性）规范,但出于经验性考虑,短期内的制度调整仍有待变通设计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