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清代北方推广乡约的社会原因探析

清代北方乡约的推广过程实际是一个乡约行政组织化的过程.清代北方内地汉族乡约的普及是以里甲制度走向没落和保甲稽查多无实效为背景的,西北少数民族乡约的推广是为了用乡约改造当地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而东北乡约的推广则是为了解决东北长期封禁造成的官治薄弱问题.尽管北方不同区域推行乡约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其前提和基础都是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这说明清代国家权力的下移和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制

清代乡约的组织有下辖保甲和按保设置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乡约都普遍对保甲具有领导作用。清代实行乡约领导保甲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乡绅地主参与乡政的要求,防止保甲组织的弊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乡约的教化职能逐渐弱化,乡约执事的地位逐渐降低,并成为害民之役,致使这一体制后来在许多地方逐渐被乡约与保甲互不统属的体制所取代。     

试论杨增新时期新疆乡约的特点

乡约是清末建省至民国年间新疆基层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杨增新治新时期新疆乡约发展至极盛。其特点是：乡约在基层社会中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地方官对乡约的依赖性强，政府从多方面加强了对乡约的管理和控制，乡约保有养廉地，乡约具有非社会教化职能。     

再论乡约价值的多维消解和理性重整

面对乡约的人类价值、文化民族价值、教化价值、自治价值、制度价值、组织价值等的多元消解趋势,在当前农村法治实践视阙下,以乡村社会制度的公平配置重整乡约价值意义重大.新型乡约价值评判标准在于将法理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习惯,让村民过上"诗意的栖居"的理想生活,从伦理社会走向法理社会.     

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

明清两代政府都致力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并力图把社会基层的管理也纳入到整个政治管理体系中。乡约本是宋代士大夫倡导的加强基层社会道德建设的民间组织形式,到明代朱元璋所创设的老人制度敝坏之后,乡约又获重新提倡。清朝政府继续推行乡约,并赋予乡约更多的权力和义务。在乡约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性是一贯的,但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日益密切的倾向。乡约的职能主要是思想道德的教化,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乃至不同乡约的具体职能有所差异,职能的变化可以映现基层社会的运行状况。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乡约多重角色折射的清末新疆治理图景

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局部设乡约以协助官方治理基层社会,清末新疆设省后建制划一,将伯克裁改为乡约以期沟通官民。吐鲁番厅汉回乡约以多重身份参与司法活动,查验案情、调纷止争、出保具结以促进社会安定,但乡约因权责利不相符而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性及可靠性。清末吐鲁番厅乡约在司法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及其参与词讼之裁断方式表明,新疆建省后努力在制度文教方面与中央王朝趋同,但限于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原的差异性及清廷衰微之势,新疆制度革新之路实属艰难。实践表明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倚赖乡约而需大力推行文教以改善软环境,且边疆稳定仰赖中央的强盛。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论立约建国所依赖的“约”的本性

人的本性使自然状态成了战争状态，自然状态虽有自然法，但它只能约束人的良心，于是为了自保，人决定立约建国。立即履行了“约”所规定的义务的是契约，没有立即履行义务而承诺未来履行义务的叫做信约。建国所依赖的是一种被称作服从信约的政治信约。为了使信约不被轻易废除，信约规定立约方不仅对彼此负有义务，而且对不是立约方的主权者也负有义务。这种信约使主权权力具有绝对性。     

民行关系初探

民主参与、合作、协商的契约精神是民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契合点。这种契约精神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各个环节均有所体现。而且,契约精神在行政领域得以运用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契约精神在行政法领域的运用,为行政法从"执法型"行政向"引导型"行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为行政活动提供新的管理思路。另一方面,民法中的契约精神在行政法领域被认可肯定,也为民法发展提供公法环境,进一步确认了公民的权利地位与权利意识。民法与行政法具有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关系。     

业主公约法律性质之探讨

从成员权、业主团体的概念出发,探讨了业主公约的法律性质,提出了业主公约是业主团体针对现代小 区管理而设制的自治型契约。     

转型时期信贷契约的软约束——基于多重治理的思考

针对我国转型时期信贷契约的软约束问题,从信贷合约多重治理角度探讨了转型时期机会主义与多重成本、交易成本结构与契约选择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现,不同契约制度安排下的交易成本结构是不同的,其中关系和计划指令契约安排常常会替代或软化由法律强制实施的契约治理,导致所谓的"信贷契约软约束",从而加大信贷履约成本.商业银行为有效地阻止合约中的违约行为,不得不同时寻求多重契约治理的保护.因此,由关系契约、命令计划和法律强制实施构成的多重治理制度无疑会提高合约的交易成本,这是导致我国信贷契约软约束的主要原因.     

犹太文化视域中的"约"观念

在古犹太文化中,“约”主要是用于指上帝与犹太人的立约关系。犹太文化对“约”观念的这一独特界定与理解,不仅与古近东的“约”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与基督教文化对“约”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约”观念是犹太文化及希伯来圣经中的核心观念和重要范畴,在犹太文化和希伯来圣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对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犹太思想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析《易经》与《圣经》的文化分野

从创作论角度看,《圣经》的上帝创世神话是凭借具体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去寻找一切事物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易经》的宇宙起源图式是按照具体情景之间的比兴关系去揭示一切事物得以演化的基本法则。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观点看,《圣经》的律法走向了希腊和希伯来两种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整合,《易经》的阴阳则衍生出儒道两家的历史性拆解。从语言方面看,不同于《圣经》那种由理性内容所支配的叙事方式,《易》象和古代汉语都是一种具有动态性、主体性、灵活性特点的生成性语言。     

对国际人权公约之国内法上适应方案的比较分析

“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义务使得我国面临着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转化和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协调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现已形成了四种方案。各方案互有利弊，而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第四种方案即制定国内人权法来改善国内法对国际人权公约的适应性，显得更为合理妥当，应作为可行之选。     

《圣经》中的约法思想

"约"是基督教《圣经》中深具意味的一个关键词,约法思想构成了《圣经》文化的根本。《圣经》约法思想是建立在神人立约基础上的上下约法,这种约法与东方宗主权条约的文化模式如出一辙。《圣经》中的"盟约"既具有道德的属性,又是一种法律的戒命,契约所具有的主体平等、基于合意等的原则使它成为一种普世的道德、自觉化了的法律,具有将自律与他律融合为一的文化功能。《圣经》约法思想是希罗商业文明、日耳曼军事文化与东方希伯莱宗主制度的综合反映,是后世西方契约性社会结构深远的文化基型。     

宪政产生根源探讨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基础,以法治为载体,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实现人权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形态。宪政制度是西方社会演进的产物,发端于古希腊的契约文化、古罗马的法律制度、基督教文明以及自由主义传统是孕育宪政制度的思想根基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之现实探讨及其制度设计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处于工作试点与理论研讨同步摸索与推进的态势,但种种举措均局限在修补的层面,喧嚣而无序,尤其对未成年犯而言,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还处在摸索阶段,在矫正主体、矫正项目、矫正方法上还存在重大缺陷。应当融入契约理念,"以人为本",使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之内涵与功能更为丰富。同时,鉴于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及权益保障,应当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下的制度进行改进和创新,例如建立监护人或"合格成年人"参与制度、志愿者聘请制度、异地矫正制度和权利救济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