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旅游开发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西部旅游开发实质上主要就是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此乃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抉择.西部旅游开发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应当同步推进,以求互动.同步推进西部旅游开发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着重采取七条基本对策.     

文化产业视阈下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湘西捞车古村寨为例

我国已经进入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区域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仍以民族旅游为主。立足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和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湘西捞车古村寨是典型的土家族村落,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尚未转化为文化资本,未能有力推进区域社会发展。在文化产业大发展背景之下,整合捞车古村寨及周边古镇的文化资源,促进民族文化资源集群发展,实现对民族文化资源由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人文关怀,进而培育与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产业。这既有利于土家族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又是对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途径的探索,也是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新方式的尝试。     

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生态博物馆模式

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民族文化资源的特殊性要求更为科学合理的开发方式.作为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持续发展模式,生态博物馆以社区为基础,以原地保护方式对民族文化进行原生态状况下的保护和展示,并强调文化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在采用生态博物馆模式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时,须正确认识这一理念,遵循保护性、原生态、选择控制、社区参与和效益回报原则,以实现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民族旅游的社会文化效益及其实现途径

民族旅游现已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迅速提高经济水平的重要途径,但在开发过程中,由于过分关注其经济效益,忽略了它的社会文化效益,从而给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而民族旅游的社会文化效益对民族旅游本身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也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要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重视以及实现民族旅游开发的社会文化效益。     

大理、丽江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路径研究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不仅可以带给民族地区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的进步,也可以促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复兴,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本研究选择民族旅游目的地大理和丽江为研究平台,提出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路径:民族文化资源本真性开发、民族文化旅游竞合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整合开发、民族文化精品带动旅游开发、传统民族工艺品引领开发。     

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原生性,丰富性,民族性,大众性,区域性的特点.保护与开发好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对于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社会冲突疏解研究——基于对四川旅游业发展的考察

社会转型时期,旅游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民族地区一种不容忽视的特殊社会矛盾。本文基于对四川旅游业发展的长期考察,重点选择了桃坪羌寨为案例点,旨在获取描述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寻旅游社会冲突的有效疏解路径,以期规避恶性突发性群体事件,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基于民生视角的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

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经济的目标归宿其实是改善民生,因此将旅游与民生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民族地区现实经济、生态和社会文化的民生效应。文章基于旅游惠民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目前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中重市场、轻民生的不足,提出了惠民型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理论构架。首先,按照战略思想、体制机制、运作模式、技术手段和实践模式分类,对国内外主要的民族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其次,从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惠及民生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民族地区全面重构政府、企业和社区融合参与的惠民型旅游资源开发系统模式;最后,提出了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惠民示范区的政策建议,以及这一模式下社区、政府和第三方的利益兼顾策略。     

脱嵌型资源开发与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困境——基于四个关系性难题的探讨

当前,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西部大开发政策,我国民族地区逐步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但客观来讲,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而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也呈现出“脱嵌”的典型特征.与此相应,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脱嵌型”资源开发面临四个关系性难题——开发与保护、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外部主导与地方参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而要真正实现我国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就需要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在生态环境、制度环境及文化环境这三个层面的特殊性,强化资源开发过程的“社会嵌入”,并从理顺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及制度执行、实施参与式开发以及强化基层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努力,破除上述四个关系性难题,进而推动民族地区的内生型、包容性发展.     

贵州苗族民居保护与旅游开发

贵州苗族民居是我国多姿多彩的民族乡土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西部经济大开发中,它又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民族旅游资源.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贵州苗族民居与我国其它传统民族文化一样正面临着迅速消失的危险.本文通过对贵州苗族民居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和旅游开发的途径,为民族地区建筑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形势下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对策和建议.     

新疆阜康三工河民俗旅游资源开发探讨

民俗文化旅游是我国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新疆阜康三工河乡位于天池风景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科学考察价值突出,开发条件良好,经过开发可以产生明显的综合效益.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战略选择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民族地区旅游采用什么样的开发战略,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从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现状来看,许多地方热衷于景点建设,对以生态旅游为出发点的发展方向还未引起高度重视,对旅游资源建设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解,若长此发展下去对西部的旅游业有弊而无利。西部民族地区如何抓住契机,建立什么样的旅游开发战略,才能发挥自身旅游资源的优势,则是应当讨论的课题。     

云南旅游的开发与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开发中,注重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是提高旅游产业文化含量,实现旅游业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本文重点阐述了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对策.     

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发展路径研究——以鄂西南恩施地区为例

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和逻辑归纳法,根据民族传统体育旅游的特点,结合鄂西南恩施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实际,对恩施州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现状进行分析,针对恩施州民族体育旅游的发展优势,提出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发展的思路与建议,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文化认同体验视角下的区域文化旅游主题构建研究——以河西走廊为例

文化认同有助于培养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认同体验是旅游体验的高级阶段。河西走廊地区在中华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多民族冲突与融合的"锋线"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体验的资源宝库,然而其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仍然滞后。河西走廊地区应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作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题,开展品牌营销模式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创新、旅游产品与游线组织创新等创新模式,推动区域整体开发。     

村民对旅游开发的社会反应:冲突论的视角——以中山市崖口村为例

社会冲突论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由于需要、利益、价值观念的差别和对立而引起的相互反对的社会互动行为.本文通过对中山市崖口村村民对旅游开发的认知和态度进行深度调研访谈,发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行政强制、价值观差异、未来收益差别等原因,村民之间存在明显的社会冲突,形成彼此联系的群体博弈,最终对当地旅游开发呈现支持、集体抗议、被动接受或自愿同化的社会反应.     

论加快旅游立法的重要意义--基于西部旅游资源开发的立法思考之二

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是西部地区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调整产业结构中提出的新的产业政策.但是,由于我国旅游立法的严重滞后性,使西部地区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加快旅游立法对于建立与发展西部旅游产业,规范与培育西部旅游市场,开发与保护西部旅游资源,保护游客权益及建立与完善我国旅游法律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加大旅游立法的力度,加快旅游立法的进程是克服我国旅游立法滞后性缺陷的重要手段,也是"依法治旅"的法制前提和重要保障.     

贵州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旅游扶贫

旅游扶贫这一命题是旅游经济产业发展的必然。贵州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且品位高 ,具有旅游开发的基础。本文分析了贵州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基础和条件 ,阐述了旅游开发扶贫的功能。在此基础上 ,着重分析论述了贵州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扶贫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后现代视角下民族旅游发展的困境与反思——以云南大理双廊白族村为例

民族旅游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本真性、人文化、生态化、体验性.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的核心和灵魂,也是民族旅游资源的最基本要素,但是民族文化面临着与现代商业文化的尖锐冲突.对民族旅游的规划和开发过程中应合理地规避矛盾,通过旅游促进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把握后现代思想在民族旅游中的应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与社会控制

两宋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频繁发生.从冲突主体看,包括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两大类型;从冲突形式看,包括经济冲突与文化冲突两大类型.为了实现稳定后方的战略目标,两宋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包括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两大类型.但是,由于民族冲突是建立在文化差异与经济利益争夺基础上的社会冲突,因此,这些控制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冲突的发生.然而,正是这一系列的民族冲突事件,成为该地区民族融合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