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晋间对徽州的开发及迁入的世族

汉晋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频繁,导致人口大量南迁。黄巾起义后,三国鼎立局面逐渐形成,孙吴政权平定山越,客观上开发了丹杨(今徽州)地区。晋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士人渡江南下,徽州因四周重峦叠嶂,自古少遇兵燹,成为战乱时期人们理想的避乱之地。汉晋间迁入徽州的中原世族,对徽州宗族重视族谱的修撰、保持儒家道德伦理准则与生活方式及严密的宗法观念等风俗有着重要影响。     

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

在中国经济史上,徽州盐商自15世纪起便已崭露头角。其后,随着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其实力盛衰递嬗。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以及此后的太平天国动乱,固然使得徽州盐商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晚清时期徽州盐商的活动以及政商关系等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书信、账册等资料),对晚清盐政史做一新的探讨。论文聚焦于两淮盐运使程桓生家族的盐业经营,该家族与晚清盐政制度设计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密切关系,探讨徽州盐商对于19世纪中后期盐政制度的影响。指出:晚清时期在两淮盐政中极为活跃的程桓生等人,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盐务总商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对于两淮盐政的重要影响仍然不容忽视,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作者认为,面对19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于包括徽商在内的盐商巨贾之倚赖便在所难免,这也正是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与18世纪的盛清时代不同,太平天国之后,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盐政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的现象更为肆无忌惮。此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与客家始迁祖不同的徽州中原移民

闽、粤、赣的客家始迁祖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都是中原移民,但是二者的社会地位、政治状况和文化发展有很大不同。客家的始迁祖是中原的“给客”、“客户”或“佣客”,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共处,形成“主”“客”并立的政治局面;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当地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客家的方言、民俗和文化,形成二元或多元的文化格局。与客家的始迁祖不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是“中原衣冠”,他们征服并同化了当地的山越人,由“客”变“主”,使徽州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山越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统一的徽州文化。文章重点阐述了徽州中原移民发展的历史特点。     

洛阳玄风与南朝文化

先秦至西汉,河洛是先进地区,经济发展,又为政治中心,所以河洛文化对全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居于主导的统治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洛阳又几次遭战乱破坏,河洛文化是否衰落了呢?我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文化仍有重要的开拓和发展,这种开拓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江南地区。 魏晋南北朝以前,江南尚处于拓荒阶段,文化水平不高,河洛文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不太时显。至魏晋时期,北方动乱,造成大量北人南迁,永嘉之乱以后达到高峰。据有人统计,自永嘉之乱迄刘宋之季,北人南迁的总数约90万左右,占当时南朝注籍人口的六分之一强,这种比例是很高的。当时门阀士族渡江南下的更多,《晋书·王导传》     

试论南匈奴内附于汉的原因及其影响

东汉初年,匈奴南北分裂之后,南匈奴部众南下附汉,并不断内迁。南匈奴南下附汉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匈奴统治层矛盾恶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到了东汉政府开明民族政策的影响和中原先进文化的吸引。南匈奴内附对匈奴本身和中原地区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匈奴政治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朝着封建化的方向发展,促进了匈奴的汉化进程。同时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缙云和黄帝散论

缙云黄帝传说,是缙云氏后裔南徒和东晋以来北人大量南下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儒道交融、史事神话仙话交融的产物,是南下北人和当地土著居民共同创制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显示出黄帝文化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包容力。     

晚清民国徽州的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以稿本《开检可观》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州,社会艰难而缓慢地从传统迈向现代。如果说以"文堂乡约"著称的陈氏,代表了祁门西乡传统的世家大族,那么,从《开检可观》一书所见的云村李氏,则是清代以来新兴的较小规模之宗族组织。两种不同类型之形成,与各该宗族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移民背景以及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本文利用《开检可观》稿本,较为详细地展示了祁门云村的日常生活,藉以考察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的乡村治理。从中可见,徽州乡村的不少民事惯例源远流长。及至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社区生活中,外来棚民已作为重要的一员,受到当地土著的接纳,从而参与到地方的公共事务中。此外,佃仆也逐渐开豁为良,原先的佃仆、小姓通过捐输,被允许进入都约,书院、考棚、文会也出现了有限开放的倾向。所有这一切,皆与祁门西乡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也反映了晚清以来徽州群际关系之变化与祁门农村社会的弹性与包容。     

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晚清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创造、传播者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的文化份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由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成因探究

从徽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入手,剖析了徽州古民居厅堂“中堂”装饰风格的形成与徽州人内心世界、外部环境以及文化艺术氛围的相互关系。徽州古民居独特的形制为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州与“吴地”之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微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文化形成的外部因素;徽州社会的崇儒重教文化传统为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也是“中堂”装饰风格在徽州古民居中形成的根本原因。     

明清时期广东客家农业移民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轴的珠江流域西扇市场农业整合为视角

明清尤其清代,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西向的主要扇面省区———广西。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分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1 400多年(公元140—1578年)的100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徒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高涨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以珠三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动力,从农业领域传导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融合程度,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广西为主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广西农业纳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市场腹地体系。     

贵州屯堡妇女服饰演变的社会透视

明洪武年间,征南大军和大批内地平民被发至贵州屯田。这些移民的居住地被称为屯堡,这些移民被称为屯堡人。他们所带来的汉民族文化逐渐与黔中特殊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整合,形成独特的屯堡文化,成为明代江南汉文化研究的活标本。其中,贵州屯堡妇女服饰尤能体现其特色。在史料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勾勒明清以来贵州屯堡妇女服饰的演变轨迹,进而分析其延续和变迁的社会原因,为屯堡传统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蒲家庄原源变迁之析

传承史说及文献简记,对淄邑先后两处蒲家庄的由来进行分析后发现,原蒲家庄(今高家店子)乃由中原汉蒲于宋初战乱中东迁,在淄邑城区孝妇河畔建庄定居的中原汉蒲的一支族庄。另外,元末诛灭蒲族以后,遗孤蒲璋于东乡由外祖杨家庄的杨家外迁至东谷柳泉井附近,至明初,因此地蒲姓户众,便称为蒲家庄。这是淄邑第二处蒲家庄的由来。     

矿之诱惑：明清中原采矿活跃原因探析

明清时期,中原的采矿活动日趋活跃。究其原因,这与中原的矿产富饶易采,采矿之禁逐渐松驰,百姓谋生与谋利的推动,以及晚清人们反掠夺护矿权的需要等因素密切相关。中原的采矿活动大多符合百姓的利益,它日趋频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并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豁罗剌思部考述

豁罗剌思部即郭尔罗斯部 ,起源于额儿古捏·昆的蒙古部落。初迁根河流域 ,后迁至洮儿河、霍林河一带 ,其中一支于 1 1 95年迁至嫩江、松花江汇流处游牧。该部曾骚扰过金国边境 ,也曾与成吉思汗的蒙古部抗衡 ,后来臣服金朝 ,又加入了蒙古部的联盟。元代时自成部落。明朝中叶科尔沁蒙古的一支占据其地 ,并以郭尔罗斯之名为部号 ,实为同名异氏 ,该部遂成为科尔沁蒙古郭尔罗斯部的属部。清代该部组建了蒙古八旗中的正白旗 ,并与科尔沁部的郭尔罗斯人杂居共处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清初渡海遗民与中日文化认知——以《张斐笔语》、《霞池省庵手简》为中心

清初浙江人张斐,交结遗民志士,图谋反清复明,康熙年间两次潜渡日本长崎,效仿乡贤朱舜水,乞师德川幕府。德川氏遣儒臣大串元善与之数度晤谈,留有《张斐笔语》。张斐旅日期间,还与大串元善、今井弘济、安东守约、安东守直、武冈素轩诸人有书信往还、诗文唱和,安东守约集有《霞池省庵手简》。两书内容丰富,涉及制度、学问、史事、风土物产,可见中日间文化之关切与认知程度。本文即将两书置诸清初渡海遗民的历史背景下加以释读,并结合其他文献,发掘此间文化寓意。     

论徽州古建筑装饰艺术的人文精神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明清时期的徽州建筑堪称中国建筑艺术中的瑰宝之一,凝聚了徽州文化的精华,装饰艺术上充分体现了以传统儒学和理学精神为主的徽州文化思想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对富有特色的徽州古建筑装饰艺术的人文精神探究,对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与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北京休闲文化发展的分期及其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是北京古代休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时风俗的转变给北京休闲活动带来了巨大影响。明万历以后的北京民风追求物质享受和游乐。清前、中期开发了“三山五园”,茶馆、酒楼、会馆、庙会、风景游览地等蓬勃发展,商业剧场开始出现。由于内外分治政策,外城西区在各类休闲地的建设方面处于北京各区前列。清末,京剧形成,而园林等休闲地受到外来侵略军的破坏。从甲午中日海战到清亡之间,北京进入吸收西方休闲文化的发展阶段。清末北京公园和动物园开放为市民公共休闲空间,是北京休闲史上的重大事件。     

清初渌水亭在北京出现的文化意义

渌水亭是北京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既是帝京的江南,是"城市中的乡村",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征着明清易代之际,满与汉、北方游牧民族和江南之间文化上的对峙、冲突和融合。微妙地折射出清初京师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上对江南的倾慕和向往。渌水亭在清初的出现意义重大,负载和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功能。